民国时期，一位地方文人卢湘父在《（新会县）潮连乡志》序中，对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的新会县潮连乡的历史有这样一段叙述：
在南宋咸淳以前，潮连仅一荒岛，渔民蛋户之所聚，蛮烟瘴雨之所归。迨咸淳以后，南雄民族，辗转徙居。尔时虽为流民，不过如郑侠图中一分子。然珠玑巷民族，大都宋南渡时，诸臣从驾人岭，至止南雄，实皆中原衣冠之华胄也。是故披荆斩棘，易俗移风，而潮连始有文化焉。夫民族之富力，与文化最有关系。地球言文化，必以河流；粤省言文化，当以海坦；古世言文化，必以中原礼俗；现世言文化，必以濒海交通。我潮连四面环海，属西江流域，河流海坦，均擅其胜。以故交通便利，民智日开。宜乎文化富力，与日俱增。试观各姓未来之前，其土著亦当不少，乃迄今六百年间，而土著不知何往。所留存之各姓，其发荣而滋长者，大都珠玑巷之苗裔也。
这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部分乡村和宗族讲述本地历史和文化的一种最常见的套路。这种历史叙述的套路，表达了自明清以来当地读书人制造出来的历史观念，对于其背后隐含的历史“真实”，人类学者与社会史学者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办法。就这段话来说，其中提到的珠玑巷移民，渔民、蛋户、土著与衣冠华胄各姓，海坦与交通等事实，所涉及的社会历史范畴包括移民与定居、地方宗族、生态与市场发展、教化与族群等等方面，皆为今天社会史和人类学家研究传统中国乡村的共同关注点。虽然社会史家与人类学家的兴趣焦点不一定相同，诠释方法和视角也必定有异，但这种差别，正是彼此可以合作和对话的基础。这篇文章，基于我们十多年来在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上合作与对话的部分心得，从珠江三角洲以“蛋”与“汉”的认同为中心的族群问题人手，把上述范畴置于本地独特的历史与社会文化过程中思考。
定居史的叙述与身份认同
前引《潮连乡志》序文所讲述的潮连乡，原属广东新会县（今属江门市），是西江下游宽阔的江面上一个岛屿。岛上早期的土著似乎不言而喻是“渔民蛋户”，但宋代以后，这些土著“不知所往”了，取而代之的是声称祖先来自广东北部的南雄珠玑巷的“中原衣冠”。这段序文用移民取代土著模式来叙述定居历史的方法，表达了一种泛见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认同观念。在一般的历史“常识”中，珠江三角洲的所谓土著居民，往往可以不假思索地指认为“蛋人”（或称“蛋家”、“蛋民”、“蛋户”、“蛋”），蛋人的“消失”，即使不是外来汉人移民驱逐的结果，也是一个被汉人移民同化的过程。这种历史叙述在珠江三角洲不同地区都相当常见。例如香港新界元朗墟有一块重修庙宇碑记（1938年）说到几百年前在树的西边有一个蛋家湾，树东有蛋家埔，经常在此避风的渔民在此地建一庙宇。后来的农民来到这里，开垦土地耕种，并建立了一个墟市。①这种描述直接引出的，是在地方社会中本地居民的身份认同问题。在珠江三角洲，所谓的原居民是否就是渔民呢？在什么情况下他们（或所谓的原居民）“不知所往”呢？最后在此定居的所谓的农民又是什么人呢？他们的定居史又与渔民的定居史如何联系起来呢？我们相信，解答这个问题的思路，可以从理解“蛋”这个标签的意义人手。
在中华帝国晚期出于读书人手笔的历史记录中，珠江三角洲的渔民一般都称为“蛋”，这是一个文化或者族群的分类，有别于那些自称来自中原的有汉人血统的人，其区分标志似乎在于他们的居住方式及其生计所依。宋代的《岭外代答》的作者周去非曰：“以舟为室，视水为陆，浮生江海者，蛋也。”。②黄佐的嘉靖《广东頒志》也有类似的说法：“蛋户者，以舟楫为宅，捕鱼为业，或编蓬濒水而居”。③雍正皇帝在1729年发出的一个关于“蛋”的上谕也有以下的描述：“粤东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种，名曰蛋户，即瑶蛮之类。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通省河路，俱有蛋船。生齿繁多，不可数计”。④
许多研究华南的历史学家都假设珠江三角洲上的农民和蛋家是在职业、文化和血统上区分开来的不同族群。讲到蛋的来源时，一般都将其根源追溯到所谓“越”族。古代的历史学家用“越”或“百越”的称谓去描述南中国居住在山峒或河面上的人口。⑤本地汉人中流传的传说更指蛋入神秘莫测，谓其在形体上具有怪异的特征，属异类无疑。十七世纪著名的学者屈大均有如下的描述：
蛋妇女能嗜生鱼，能泅。昔时称为龙户者。以其入水辄绣面文身，以象蛟龙之子。行水中三四十里，不遭物害。今止名曰獭家，女为獭而男为龙，以其皆非人类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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