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蛋民是否有可能在成为陆地上的精英之前，以富裕的商人的身份移居岸上呢？如果我们的假设成立的话，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考察商人、船主以及河道市场在建立宗族社区与族群的层级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更可以进一步提问，珠江三角洲不断扩充的沙田是官员和大族的足迹难以到达的，沙田的开发和占有是否会为社会流动性提供更容易的渠道呢？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沙田的不断开发，很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一方面强化了僵化的族群分类，另一方面容许人们很快地转换其身份。以地域为基础的群体在建立起大祠堂，敬宗收族的同时，也大规模开发沙田，向衙门升科报税，这些都需要运用政治手腕，并能够组织大规模的资本和劳动力，并在数十年以上的时间互相配合。那些通过围垦开发出来的沙田，最终成为肥沃的土地，种植出稻谷和经济作物。与此同时，取得在这些沙田边缘圈筑新沙田的权利，则一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很多研究显示出，珠江三角洲上新的社会秩序，是伴随着宗族的语言、人住权和人仕等多种元素形成的。这个过程在以广州和佛山为中心的沙田开发和稻米贸易的基础上茁壮发展，亦同珠江三角洲急速的商业化及大小不同的市镇的兴起相辅相成。市场和运输网络的发展成熟，将水上人口划人一个越来越有机的农业生产、贸易和工业的体系。在这些扩张了的空间，转换职业和身份的机会也与日俱增。
蛋民参与商业活动的网络，从三角洲的西端至东南面的广大的沙田，直至近代，仍然十分蓬勃。1953年一份有关中山县石歧水上人口的调查说：
据当地一些年老蛋民的回忆，他们多来自江门市和顺德县的陈村、四邑的三埠。这些事实使我们比较清楚地了解到，过去（约在鸦片战争之前），珠江三角洲的水上蛋民多以上述三地为活动中心，后来逐渐向附近河叉发展。而这三处，正是传统的重要商业中心，由于运输的需要，吸引和维持了大量的水上蛋民。[34]
从明代到二十世纪初期，珠江三角洲可说是一个不断重新整合的社会生态系统。当人们藉着在市镇附近进行的稻米贸易和相关的经济作物的贸易积聚财富的同时，沿河搭建的茅寮和围馆发展成为人口稠密的村落。甚至有些人放弃了渔业，全力从事农产品的运载。比较富有的蛋户拥有了自己的船，也开始贩运货物，有些则在新兴的市场上成为商人。在不断变迁的沙田的生态系统中，职业、活动的空间以及社会地位的游移不定，为这些水上居民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然而，即使对于那些由于经营商业而积聚了财富成为有钱人的蛋民来说，要在陆地村落或成熟的沙田上拥有合法居住的地位，还是需要创造一个“乡下”，并追溯前事，证明自己与这个乡下渊源深厚。较小的乡镇往往由由已经落地生根的宗族控制，比较容易排斥其他可能的定居者。我们在番禺沙湾的调查中，看到一块石碑，是光绪十一年（1885年）五月由王、何、黎、李四姓组成的地方行政机构仁让公局树立的，内容是禁止他们的奴仆在沙湾建立祠堂，实际上意味着否定他们在当地社区的人住权，其碑文如下：
我乡主仆之分最严，凡奴仆赎身者，例应远迁异地。如在本乡居住，其子孙冠婚、丧祭、屋制、服饰，仍要守奴仆之分，永远不得创立大小祠宇。倘不遵约束，我乡绅士切勿瞻徇容庇，并许乡人投首，即着更保驱逐，本局将其屋段投价给回。现因办理王仆陈亚湛一案，特申明禁，用垂久远。[35]
然而，在比较大的市镇或区域性城市中，宗族便很难维持其垄断。大规模的商业中心，例如佛山、江门、小榄、容奇等市镇，对于“外人”的限制就不可能那么严厉。正如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六所云：“粤地多以族望自豪，新徙者每不安其处，乡独无此浇习，名家巨族与畸零之户、骤迁之客都和好无差。故氏族至繁而门地自别。”
佛山霍韬家族的历史最能说明这一点。被认为是中华帝国晚期四大名镇之一的佛山，聚集了多个拥有大量沙田和有功名者的财雄势大的宗族。霍韬的家庭历史集中体现了这些方面。[36]他祖父一代似乎是河滩上养鸭的家庭，用地方上的定义，很可能就是“蛋民”。但后来他们在佛山从事铸铁业，经营种山及烧制陶瓷。在明嘉靖年间，霍韬获得功名后，在官场不断升迁，官至礼部尚书，其时他的家庭也积聚起大片的沙田。这个社会升迁的过程互相扭结，创造了一个有活力蓬勃的地方文化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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