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历史资料显示，在珠江三角洲，人口的构成和职业的区分并不是僵化的。数个世纪以来，不少水上生活的居民变成了农民，反之亦然。⑦在珠江三角洲开发成熟的明清时期，当被称为蛋的居民参与沙田开发者与日俱增，最终成为农业耕作者的时候，这个过程尤其显著。这个现象在番禺和顺德的方志都有记载。⑧屈大均就讲到：“有居陆成村者，广城西周墩林墩是也”。⑨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当地许多大族的族谱，也会发现他们过去居住在水上的痕迹。新会县天马乡的陈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详后）。
尽管一向以来研究者都把“汉”和“蛋”视为不同的文化和种族类别，但现代的学术研究还是多少捕捉到上述模棱两可或者含混的现象。在1920年代，广州的国民政府按照其制定的行政分类，将一些居民定义为“蛋”，形成了详细的人口记录。但另一些官方报告显示的统计数字却是有差异的。⑩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是由于收集数据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或者是因为被认为是“蛋民”的人不愿意向政府登记，但导致数字差异的原因有可能是，对于如何界定哪些居民是蛋民，其实有不同的标准。
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者在民国时期所做的关于沙南和三水蛋民的经典研究，也都很清楚地将研究对象界定为独特的族群。⑾不过，这些研究也显示出，如何定义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很困难的。在蛋民研究上作出奠基性贡献的著名学者陈序经，在运用政府有关水上居民识字程度的调查数字时，对如何辨别蛋民便存有疑问。⑿
1953年，广东省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一个比较全面的调查报告继续使用既定的分类，但调查者也发现当地人在辨认自己的身份时的模糊性，该报告指出，有些人在社会地位提升之后会掩盖他们的低微的出身。⒀中山大学体质人类学家黄新美最近的研究，虽然也尝试将她划为“蛋”的人与她划为“汉”的人的体质特征区别开来，不过，她得出的结论是，这两类人的体质差别其实是十分微小的。⒁
我们在珠江三角洲的田野经验也让我们意识到，在蛋民身份界定的问题上，研究者必须谨慎。正如华德英指出，在蛋民的身份认同问题上，他者加诸的标签同局内人的自我认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⒂我们在江门市潮连乡听到大族居民重复强调说，潮连岛南端某个宗族社群原来是蛋家。但当我们问到后者的时候，他们强烈否认这样的标签，并指仍在河上居住的渔民才属蛋家。（有关这个社群，我们在下文将会有进一步的讨论。）类似情况，我们在珠江三角洲其他广大的地区都经常遇到，我们有比较深入田野经验的中山市小榄镇、番禺市沙湾镇和惠东县的盐州岛都有这样的例子。⒃
生活习惯和社会地位的模糊性更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些农民和渔民是否来自同一本地族群呢？如果人们的身份是流动的话，那么，在数世纪以来的定居史中，像“汉”或“蛋”这样的标签又是如何制造出来，并在文人笔下得到合理化呢？地方上有势力的人用什么手段去将一些模糊的社会界线用一些僵化的身份特征去清楚划分开来，最终设定了这些僵化的社会身份的原旨呢？另一方面，被歧视的群体又用什么样的文化手段去改变自己的身份呢？帝国的机制有没有提供讨价还价的空间呢？再者，沙田生态的历史发展有没有为本地的居民提供独特的环境让自己改头换面呢？
如果采取某种文化策略，中华帝国晚期的国家及其教化的议程又如何有助于合理化社会位置以及强化其权威？如果将血统追溯到中原，建立地域性宗族，拥有土地，参加科举等等做法，是在以汉人为中心的政治科层里取得地位的途径的话，地方权势以及王朝的国家机器又如何互相影响去建立这些标准？以往的历史学家习惯用汉化模式去说明中华帝国的形成过程，在这个模式下，朝廷积极和有目的地通过教化或军事征服，从中央向周边扩张。我们如果尝试摆脱这一模式的框框，提出另一个视角，就不妨把帝国视为一个文化的观念。帝国权威的隐喻向南方的边疆社会的渗透，不是通过自上而下地发布法令去实行的，而是通过本地人自下而上提升自己的动力而得到实现的。他们在某个历史时期采用了来自政治中心的命题，并在建造地方社会的过程中，把这些命题当作国家秩序的语言加以运用。
如果我们从地方历史本身的议程出发，研究族群和身份问题，就不应将从中原向广东移民作为理解本地历史的起点，也不应假设来自中原的所谓汉文化向南方疆域渗透是通过这些移民进行的。通过追溯移民的历史，并不足以解释地方社会如何建造出来，划分族群的界线如何形成。其实，许多本地人迁徙的历史传说是值得质疑的。作为研究者，我们应该放下“中原移民说”，集中分析本地人如何运用文化策略，把自己与真实的或想像的“中心”联系起来。经过一个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过程，他们最终取得一个被认为是主流文化的标记，并且各就各位地去确认自己的身份。
从这个角度去看，族群的标签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当中包含各种各样的文化资源和权力的操控。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具体的范畴，定义并区分本地的人群，某些的声音在历史文献中得以凸显，某些的声音则消失得无影无踪。来自政治中心的直接行政影响并不是许多人想象般的强大，甚至实际上是微不足道和支离破碎的。问题在于，官方的议程如何同地方社会的历史发展在某些时候互相契合，形成具有永恒意义的身份特征。事实上，在这个定义身份的政治议程背后，存在着一个更为宏观的与国家缔造有关的分析课题。如果国家缔造的过程是包含着本地人如何用自己的办法将自己同中心联系起来的话，我们与其将“边疆”视为一个承受国家制度扩张的开放空间，不如更多地关注地方上的人们如何运用他们的创意和能量，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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