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族群与国家语言
我们和科大卫在有关珠江三角洲宗族的研究中指出，大多数宗族关于祖先定居历史的记忆和叙述是令人存疑的，这些宗族的祖先并不一定是来自中原的移民，他们实际上更多是本地的土著。这些宗族的部分成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操控着他们认作国家权力的象征，加上他们自己的创造，建立起自己在帝国秩序中的“合法”身份；通过贴上了“汉人”的标记，他们与当地其他原居民划清界线。这些宗族控制了广袤的沙田，也控制了墟市和庙宇，修筑祠堂，编纂族谱，炫耀自己与士大夫的联系。这些努力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人，在演示一些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命题和身份标志的同时，也创造着一套最后为官方和地方权势共同使用的排他性语言。
这套语言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通过南雄珠玑巷的故事，地方大族追溯出他们与北方汉人之间不言而喻的联系，并证明他们在不断扩充的三角洲地区有人住权。他们强调自己是“诗礼传家”。炫耀历代功名以提高宗族的门第。这种种的形象，更通过他们编写族谱和建立祠堂而得到巩固。我们研究过的番禺沙湾何氏的历史，就是建立在沙田控制基础上的显赫宗族的典型例子，他们在清代拥有的地方权力，以他们控制了接近6万亩的沙田，并向政府升科纳税，以及他们垄断性的控制了社区的北帝祭祀的基础。⒄通过仪式和权力的展示，大族和非大族的身份的界线被进一步强化，那些被称为“开面人”的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烙上了意味着剥夺陆上人住权的印记--“水流柴”。
关于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流动性问题，在以往有关明清时期的历史研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改变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渠道，是通过科举考试，谋得官职。这一社会流动的目的和手段，也同样被珠江三角洲土著居民利用。明代广东著名学者黄佐在他编撰的嘉靖《广东通志》中，提到一些蛋民“近年亦渐知书”，并“亦有取科第者”。⒅在这方面，明末著名将领袁崇焕很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袁氏的家庭数代在西江贩木为生，他的乡下其实是东江的水边，也不为当地已经定居下来袁姓宗族所接纳。为了参加科举，他到他的家庭经营木材贩运的广西藤县冒籍考试。袁后来在大量流动人口聚集的东江边建了与蛋民祀蛇崇拜有关的三界庙。以上的事实显示出他原来的身份，很有可能是蛋民，不过当他取得进士并由知县升为兵部尚书后，他出生低微的家庭背景就被遗忘了。⒆这一个案显示出身寒微的人取得功名后，其族群身份和社会地位就有可能改变。
新会县天马乡陈氏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⒇直到今天他们仍然被附近的人以带有歧视的口吻称为“蛋家陈”。天马乡的人当然否认这种指称，他们的宗族的不同房派建立了35间祠堂，并声称他们的大祠堂自明代以来就存在了，宗族成员中很多人取得功名。不过，天马陈氏在1923年编撰的族谱，却透露了一些有意思的情况。负责编撰族谱的房派，是陈氏定居天马后第七代的成员，其房祖取得功名后移居县城。族谱中有关他们来源的传说，暗示了他们蛋的身份。这个传说说：
我祖之始基也，居石溪北角……仰潮公以孤身乡居，娶妣梁氏，生守常祖，才四岁，有强徒遇仰潮公于本乡接龙桥，起意谋害，阴挤之，时西水涨急，飘末无踪。祖妣梁氏闻耗，即携子逃于小乔舅家。强徒欲绝根株，多方侦索。舅以小乔人弱，不能庇，潜呼小艇载往长熊[“熊”字下应是三点]，匿于其戚属渔人郭公处。长熊、马熊、鼠熊村屋连接，依山临水。马熊村本冯姓人，因有毙林姓命案徙避者，遗屋招售，祖妣以贱值得之，遂安居焉。守常租字孔修，生三子十二孙三十五曾孙……其后，冯姓有溺死而控告我族者，国字派兄弟三十五人齐赴县争认，案官不能决释之，劝冯氏和，冯姓遂徙居邑城西紫竹里，而天马乡渐为我族所有。长熊钱百益户丁逃亡，我族承充之，改为陈进户，乃潮居都五图五甲也。
虽然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声称他们在祖先本来也居住在陆地，但这个故事很明显是关于一个生活在水上的流动居民，如何在陆上定居下来，进而获得户籍，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族的故事。天马陈氏族人一直祭祀的祖先，是定居祖的母亲，称之为伯婆，同时也祭祀那姓郭的渔民，他们的坟位于村后的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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