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的材料也都显示区氏来历和身份是相当可疑的，究竟这个世系图上的名字，同这些文献的编撰者是否真的有关，我们也无法弄清楚。《区氏族谱》中抄录了一篇以《凌霄仙源类谱》为题的文字，提到了两次引起本地居民离开豸岗的事，一是康熙年间的迁界，文中记载，“康熙甲辰，[奉]旨下令移界，族人则播迁矣，复归只数十矣，从此子孙散居各方，安集他邑”。究竟谁来填补地方社会的真空，就很模糊了。另一次社会动乱是：“道光壬辰，遭族匪串寇惨害，感赵周率带数人夜救出，逃居麻园。被南雄老壮于冬，灭亡于疫者过半，大树拔，祠屋颳毁。”
假设在这段记载描述的历史事件中，豸岗的居民是曾经被暴力和社会动荡驱散的话。取代他们会是一些什么人呢？当后来者利用一些零碎的历史资料在1837年编撰族谱的时候，[56]他们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康熙年间迁海引至的社会动荡是众所周知的。当地的文献详细记载了珠江三角洲蛋民的领袖，番禺的周玉、李荣在江门的军事行动。[57]豸岗位于江门对面的潮连岛的南端，应该不会置身于事外。区氏族谱中记载的那些流散到阳江，香山的九洲基、顺德的勒流和佛山，最后定居在豸岗的人，是否就是那些聚集在江门的海寇，以及那些因迁海而叛乱的人呢。在平定之后，他们是否会占了以前的居民的户籍呢？
一个很有趣的旁证故事涉及到迁移到阳江并以打鱼为生的月湖祖一房。他们后来成员越来越多，建立了一座祠堂，当其中一个成员取得举人之后，与豸岗区氏联宗。豸岗的人表示没有兴趣，事情乃不了了之。
到了道光咸丰年间，红兵之乱带来广泛的社会动荡的时候，上述情况有可能再次出现。有两份历史资料，提到在江门和会城附近的血战中，不同派系的匪徒与由士绅领导的团练及政府的官兵在陆地和水上交战。文献记载许多匪徒的名字来自潮连，其中一个来自岗头的陈松年，他成为会匪的头目，多次劫掠江门和会城，直至其被捕和处死为止。在这些记录中，豸岗在冲突中是被劫掠的乡村之一。[58]虽然这些社会动乱是在《区氏族谱》编撰之后发生的，但多少反映出当地流动不定的移民历史，如何同大规模的暴力行动以及人们记忆的错位和断裂交织在一起。这同族谱或宗族文献中绘画的绵绵不断的世系图形象形成很大的反差。
豸岗村的地理位置令其在社会动荡时很容易受到冲击，但在太平盛世以及商业蓬勃时也拥有自己的优势。
《潮连乡志》卷二，《建置略》有一段关于豸岗的市场的记载，指出一直到二十世纪，它在地区经济所扮演的角色：
豸尾墟在豸尾近海处。帆樯云集，市肆数十，逢一四七日为墟期。黎明则商贾辐辏，凡牲畜果蔬等各货，罔不毕集。墟设公秤，凡货物重量，买卖两家，均以公秤为准。交易者纳公秤费若干，其权利归潮连社学，岁人颇丰。自光绪末，商业移至江门，而豸尾墟遂零落矣。
这些描述并没有夸张，我们访问了一些出身于过去在豸岗从事农产品加工贩卖的商业活动的家庭的老村民，他们所讲述的自己家庭的故事，能够印证文献的记载。我们1991年访问当地两位分别时年85岁和75岁的区姓老人时，他们很肯定说，在他们曾祖父（大约嘉庆年间）的时候，建立市场的宗族设了12个公秤去主持买卖。富岗区氏和卢边卢氏控制了公秤并收费，豸岗的区氏以合伙人身份参与拍卖。[59]在市场附近的升平社有一些由来自广西的商人开设的烧石灰工场和制作船缆的工场。最重要的工场从事冲菜生产，从西江沿岸的乡村，包括潮连、荷塘、古镇等地，收购新鲜的冲菜，豸岗的工场雇请数以百计的女性从事翻晒和腌制的工作。水上的蛋民将这些产品运到远至顺德陈村、广州、佛山，以致香港和新加坡。
那位75岁的老人的曾祖父兄弟经营两间大工场，分别称为上厂和下厂，他们也都贩运腌制这些冲菜所需的盐。冲菜的销售量每年超过一万担，远至台山的商人都来做这门生意。虽然区家没有从事农业，曾祖父有能力为自己建了一座房子，并在儿子结婚时建了一间大屋给儿子，缠足的媳妇来自荷塘村一个富有的家庭。他们的繁盛延续了几代。时至晚清，江门批发市场取代了豸岗，区家关闭了其中一间工场。到民国初年，因为有一些属于渭东祖一房的成员，控告他们走私盐，他们把第二间工场也关闭了，从此这个家庭转到务农。在升平社有两间不寻常的大房子的主人，是被访问的老人的曾祖父的表亲，是月湖祖一房的人。他们是在豸岗腌制冲菜和从事贸易发家的。他们在同治年间捐谷买官，后来在香港和新加坡开设金铺和珠宝店。
那位85岁的老人的家庭也从事各种生意。他的曾祖父在江门的稻米批发市场上做买手，的祖父生产船缆，并通过西江运到梧州，他父亲在豸岗养蚕，到容奇售卖蚕茧。这个家庭在1930年代，特别是日本占领时期，生意做不下去以后，转而向也在潮连的芝山陈氏的祠堂租地耕种。这些家庭的经历显示，随着江门兴起成为一个更具竞争力的蔬菜批发市场，豸岗的市场在19世纪后半期逐渐衰落。商业活动的衰落，令到本地一些家庭改变维持和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策略，转而经营大片的沙田。
我们没有证据，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弄清楚豸岗的居民原来是否“蛋民”，但以上的材料多少显示出他们身份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在过去的历史过程中，与商业活动、社会动荡、宗族语言的运用、祭祀仪式的安排等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动联系起来，在不同的时候被不同的人们制造出不同的族群认同的标签，反映出珠江三角洲历史上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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