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来看梁启超对世界大势、中国所处境遇及应采取的立场有何种认识。
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世界大势，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以经济实力为主要依托的国际经济竞争。他认为，西方诸国经过工业革命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并向世界范围扩张，由此使人类进入了各民族国家以经济实力激烈竞争的时代。他屡屡疾呼，反复提醒国人经济竞争时代的到来：“世界生计竞争之风潮席卷而来，而今乃始发韧也。” [3] “二十世纪生计竞争之世界”。 [4] 在梁启超看来，这一潮流是人类进化的必然趋势，不仅来势迅猛，而且势不可挡：“呜呼，世界竞争之运，至今日而极矣！其原动力发始于欧洲，转战突进，盘若旋风，疾若掣电，倏忽叱咤，而遍于全球。” [5] “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 [6] 他还曾径用“国民竞争之大势”、“民族竞争之大势”为题展开论说，呼吁国人要清醒地认识这一时代潮流。他认为，在这种时代大势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成为决定该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优胜劣败，难逃其运。如他所说：“今日生计竞争之世界，一国之荣瘁升沉，皆系于是” [7] 。民族国家间的经济竞争，确实是17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扩张给世界带来的突出特征，特别是在梁启超提出这一问题的19-20世纪之交，中国适撄其锋，正面临被列强猖狂掠夺及瓜分之危，以民族救亡为志业的梁启超自然更痛感其来势之猛之烈。
基于对世界大势的这种认识，梁启超认为当时中国所处境遇，就是以贫弱之国而处于国际经济竞争的潮流之中，面临被西方富强之国鲸吞蚕食的危险。因而他认为中国应对之策，就是激发全体国民的竞争之心和竞争之力，统合国民，以全体国民争生存的联合之力求得国家的富强，与他国展开经济竞争。他认为首先要激发全体国民为求自己生存的竞争之心，目标则是要联合全体国民的竞争之力而与他国国民展开竞争，因而他提出“国民竞争”的口号，指出：“国民竞争者，一国之人各自为其性命财产之关系而与他国争者也”，“以国民之力，抵他人国民竞争之来侵”。 [8] 依梁启超之见，在这个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激烈竞争的时代，中国首先面临的是民族整体生存问题，必须整合全体国民的力量，起而与外国展开生存竞争，才是求得民族生存的道路。他的目标，就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国家，只有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富强了，才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争得民族的生存，而只有民族整体的生存，才谈得到国民个人生存问题的解决。因此他标举国家主义理念，批评孙中山“以排斥资本家为务”的民生主义社会革命论，是“与国家全体利害相反的”，是“不适于国家生存”的。他针对孙中山等革命派的主张而提出：“今日欲救中国，惟有昌国家主义，其他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皆当诎于国家主义之下。” [9] 这种基于民族整体生存意识的国家主义，成为他建构社会经济学说的基本立场。
再来看孙中山对世界潮流、中国境遇及应对方策有怎样的认识。
孙中山也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经济生产的巨大发展，如他所说：“这几十年来，各国的物质文明极进步，工业很发达，人类的生产力忽然增加。” [10] 但他没有像梁启超那样关注于由此形成的国际竞争，而是更多地关注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后果。他注意到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以机器代替人工，使人民的生计被机器所夺，资本主义私有化造成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因而造成了许多人失业、贫困、难于生存等社会问题。他指出：“机器发明了之后，世界的生产力便生出一个大变动，这个大变动，就是机器占了人工，……便有许多人一时失业，没有工做，没有饭吃。……因为有了这种实业革命，工人便受很大的痛苦。” [11] “机器发明以后，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被机器夺去了，一班工人不能够生存，便发生社会问题。” [12] 他更多地接受了西方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想，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造成了贫富分化及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造成了工人生活痛苦的严重社会问题，现在的世界大势，就是要解决这种社会问题，解除人民生活的困苦，也就是民生问题。如他所说：“因为要解决这种痛苦，所以近几十年来，便发生社会问题”。 [13] 他在1905年最早提出三民主义时，就指出民生问题是20世纪的潮流。他在《〈民报〉发刊词》中说：进入19世纪以后，“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14] 特别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孙中山更坚定地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阶级冲突和多数人的痛苦，这是对人民生活和人类生存的威胁。当今世界大势，就是要消除这种威胁，解决社会问题，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就是这种潮流的体现。他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来看待时代趋势，因而得出结论说：“欧战发生了之后，社会的进步很快，世界潮流已经到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时期。”“民生问题，今日成了世界各国的潮流。” [15] 因此在他看来，如何解决贫富分化和保证多数人生存的民生问题，而不是梁启超所说的国际竞争问题，已经成为当时的世界潮流。应该说，资本主义发展带来贫富分化、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冲突，也确实是19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由此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在日益高涨，特别是一战以后更成为热潮，这一时代潮流自然也为正在构思新中国蓝图的孙中山所关注。
在这样对世界大势认识的基础上，孙中山认为中国所处境遇就是，一方面固然是贫穷，一方面也由于资本主义还未充分发展，故还未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弊端，因而应当一方面致力于消除贫穷，一方面还要防患于未然，避免使多数人遭受像西方那样的痛苦。因此，要建立避免贫富分化、保障人人享有衣食和生存保证的社会经济制度。他关注的重心，始终在广大人民的生存。他认为人类求自身的生存，是古往今来永恒的追求，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和重心问题。他认同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的观点，认为：“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古今人类的努力，都是求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 [16] 因而他认为，一切社会制度的重心，应当是解决广大人民的生存问题，只有解决好了民生问题，才能使社会文明发达。他指出：“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组织的改良，和道德进步，都是以甚么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为重心。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像阶级战争和工人痛苦，那些种种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 [17] 他认为中国现在的重心就是解决民生问题，他的目标，就是要造就一个人人有饭吃、有工做，人人丰衣足食，全民均足的理想社会。他说：“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来造成一个新世界，就要大家对于这四种需要（指民生的衣食住行四种需要--引者注），都不可短少，一定要国家来担负这种责任。……我们研究民生主义，就要解决这四种需要的问题。” [18] 就是使人民“丰衣足食，家给人足”。 [19] 孙中山这种以求全民均足为目标，以人人生存为本位的认识，表现出鲜明的民本主义立场 [20] 。
由上可见，梁启超思考解决社会经济贫困问题，是基于对国民竞争为世界大势的认识之上，以富强国家为目标的国家主义立场；而孙中山则是基于对社会问题为世界大势的认识之上，以均足社会为目标的民本主义立场。梁启超的国家主义立场，主要针对的是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生存危机，主张以国民整体而与他国竞争，谋求民族的生存；而孙中山的民本主义立场，主要针对的则是中国的内部生存危机，即全体人民的生活生存问题，谋求的是人人生活的均足。他们二人可以说分别对应了中国当时所面对的内部和外部的生存危机，因而都有合理性。但是，这两种立场作为社会经济的核心理念，在中国当时的社会基础却有相当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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