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的角度看总管家
     总管家的称谓，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总战略家、总决策者的称谓。没有总管家的具体操作，总战略家的战略和决策，就可能被束之高阁，难以付诸实践。没有总战略家的战略谋划和决策，总管家的具体操作就会失去依据和方向。这正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
    郭沫若称毛泽东与周恩来是“同心、协力、共命”的关系
     在群星灿烂的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毛泽东扮演的是总战略家、理论家、总决策者的角色，周恩来扮演的是总管家、实干家、总执行者的角色。就像郭沫若所说，毛、周两人是“同心、协力、共命”的关系。毛、周两人的“协力”是和而不同的协力，是差异互补的协力。
     儒学大师马一浮曾在中南海怀仁堂挥笔写下两副诗联，分别赠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赠毛泽东的诗联是：“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透过这副诗联，我们看到的毛泽东是提出理论、原则，绘制新中国发展蓝图的人。赠周恩来的诗联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透过这副诗联，我们看到的周恩来是将原则具体化、目标步骤化，使设计蓝图进入可行性操作之中的人。马一浮以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用两副诗联表达了对毛、周之间协力合作关系的深刻认识。
     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为了让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战略性的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常常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管理者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如此。周恩来多次对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说，毛主席听汇报看文件只记几个大数就够了，我是办具体事的，要记一些具体数字。有一次，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问他，为什么不做些理论工作。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的。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
    毛泽东在许多事情上都是管方针、路线，管决策，至于怎样去具体落实，全交给周恩来
     在转战陕北及在西柏坡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世界上最小最简陋的指挥所里运筹决策，指挥着全国解放战争。毛泽东主战略思考，周恩来主组织实施，二人配合得天衣无缝。凡是毛泽东下定决心作出战略决策之后，如何组织部署、如何贯彻执行都由周恩来具体来抓；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无论是后勤供应还是部队调动，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具体组织指挥。
     在1972年中美握手的重大外交事件中，总决策者是毛泽东，具体做好这件事的是周恩来。尼克松回忆说：“谈到具体的国际问题，毛在1972年会晤时一开头就说，‘那些不是应该在我这里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讨论。我讨论哲学问题’。我们会谈中触及了最高领导议程上的一系列问题，但是都是从哲学角度谈的。最有趣的是，在我此后同周的所有会晤中，他常常提到毛所谈的话就是他在谈判中所持立场的指南。”
     在治水方面，毛泽东以雄伟的气魄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治理、开发、保护江河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高峡出平湖”、“一定要根治海河”、“南水北调”、“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兴修水利、保持水土”等。周恩来总是积极稳妥、周到细致地组织、实施这些战略目标，善于将务虚与务实、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步骤、远景与近期、战略与战术结合起来，并鞠躬尽瘁地进入实际操作之中。
     尼克松在北京的访问中，以其政治家的敏锐眼光，看出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战略家、决策者和总管家、执行者的关系。尼克松说：“毛是政治局的主席，即使在风烛残年也仍然是公认的领袖。而周是总执行官。”尼克松认为，周恩来以其“卓越的行政才能和似乎不知疲倦的个人精力”进行具体而务实的管理，“好让毛全神贯注于做国家超然的精神领袖”。
     尼克松说：“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燃起火来。而没有周，它就会烧光。”这句话道出了毛、周之间差异互补、相辅相成的关系。毛泽东早已看到这一关系。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尼克松羡慕毛泽东有周恩来这样的好帮手。新中国成立时，斯大林也羡慕毛泽东有周恩来这样一位现成的总理。米高扬甚至说，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国民党人阎锡山曾叹息“国民党里没有周恩来这样的人才”；而胡宗南曾对蒋介石留不住周恩来，“深为校长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共和国总理，一直到去世。主席和总理分别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代名词。他们在这两个最重要的岗位上，虽也有过1958年批反“冒进”和“文革”中批纠极左的分歧，但总的来看，二人协力的长期性、重要性，可谓世所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