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成长为新中国总管家的根源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周恩来成长为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总理，成长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总管家，同样有一个日积月累、多种因素培养、渐渐成长的过程。
     周恩来出生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的瓜剖豆分中呻吟、炎黄子孙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时代。周恩来是在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置身于革命舞台中心的。他自1924年担任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以后，革命中心在哪里，他就在哪里。革命胜利后，革命中心转变为建设中心，他就成了建设中心的总管家。
     中国有着5000年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这个历史文化是列强们想消灭而消灭不了的。中国先人的思想、学说，汇聚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精神，形成了丰厚的中华历史文化的沃土。周恩来是在丰厚的中华历史文化的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他的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礼尚往来、多难兴邦等思想，都有中华历史文化的渊源。
     从历史人物的角度看，诸葛亮对周恩来影响最大。周恩来从少年时代起就敬仰诸葛亮，在作文中多次写到诸葛亮。例如，1916年5月6日，周恩来在《诚能动物论》作文中，把诸葛亮看成“感人以诚”的代表，“武侯治蜀，黔首以其诚而守其法”。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多次引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名言。这句名言正体现了周恩来的人格和精神。周恩来还多次引用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典故，这也正体现了他的大度和宽容。中国的老百姓喜欢把周恩来比做诸葛亮，海外华人也喜欢把周恩来比做诸葛亮，如马来西亚华侨庄良汉称赞周恩来“由学生时代，就已献身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担任了26年的国务总理，公而忘私，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比于西蜀丞相诸葛武侯”。甚至爱好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些日本人也把周恩来看成像诸葛亮那样的“名宰相”；熟悉中国历史的一位苏联外交官也说，“周恩来可以和二三世纪时中国著名的战略家和统帅诸葛亮相比”。
     周恩来的家世与他成长为总管家也有一定的联系。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历史上绍兴的知识分子的一大职业是到县衙、府衙当师爷。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就是从绍兴到江苏山阳当了多年的师爷，最后谋得桃源县知事的官衔。周攀龙50多岁去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周攀龙有四个儿子，即周恩来的伯父、生父、大叔、小叔，到周恩来父辈时，家道就中落了。周恩来1岁时就过继给有肺病的小叔周贻淦为子，不久嗣父就去世了。周恩来9岁时生母去世，10岁时嗣母去世。他10岁、11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师爷的家世、少年时代的磨难和当家理财的经历，对日后管理好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有积极意义的。
     周恩来成长为总管家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与个人追求有关。周恩来自到东北读书，目睹沈阳日俄战争的遗迹，感受中国积弱积贫，开始有了救国救民的思索，并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到了南开学校，他在《尚志论》作文中说：“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到了日本，他说：“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总管家需要具备善于协调、精于中和、长于求同存异的才能和智慧。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就已开始锻炼这种才能和智慧。对如何处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周恩来主张得其中以导国人。
     对于义和利，孟子曾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开山祖师亚当·斯密著有《国富论》。周恩来反对把孟子和斯密的义利观对立起来，作《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周恩来认为处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二氏之说，“若分而行之，适足以促吾国之亡”。他主张法二氏之说，合而行之，“民德民生，双峰并峙，两利皆举”。
     对于退让和竞争，中国的老子主张退让，欧洲的赫胥黎主张竞争。有人认为这两个人的学说冰炭不同炉。周恩来作《老聃赫胥黎二氏学说异同辩》，认为“二氏固未为冰炭，且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老子的“退让”是针对中国春秋时的争权夺利提出来的，意在“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争，宁退让保故有之我”。赫胥黎的“竞争”是针对欧洲中世纪宗教神权提出来的，意在“使人民咸知人我以形躯而分，生死以强弱为判”。
    回观周恩来的总理生涯，不正是处处表现出善于协调、精于中和、长于求同存异的才能和智慧吗？
     新中国成立前夜，苏联领导人认为新中国已经有了周恩来这样现成的总理。此言不虚，周恩来此前的追求和锻造，已经为担任新中国总理，当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总管家，作好了必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