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1937年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被看做是八年抗战的开端，然而对于1937年的中国来说，这却是一场迟到的事件。中国抗战史的源头应当追溯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在柳条湖制造的爆炸翻开了中国东北十四年沦亡的第一页。关东军试图在苦心经营的“伪满洲国”和国民政府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奉命开始了“华北工作”。

1935年10月，“中国通”土肥原贤二亲赴北平，展开针对国民党29军军长宋哲元的工作。关东军司令部发布命令，最迟在11月中旬，对宋哲元工作必须取得进展，但土肥原的华北之路并非想象中那么顺利。与日本军政界有着微妙关系的殷汝耕在土肥原的鼓动下宣布自治，疲于周旋的宋哲元建立冀察政权，土肥原亲赴北平的努力换来两个政权，在可进逼南京，可退守满洲之间，“华北自治”满足了关东军的要求。

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北平，“每一个春天总要重新发现一次战争的阴霾的”。可是1937的春天，“一种稀有的平静空气”弥漫于中日之间。3月，日本组成了一个由实业家和银行家的经济使团来中国访问，还得到蒋介石接待，他们后来也做了一个非常乐观的报告。

不过，还是有人从这个平静得有些诡异的空气中嗅到了令人不安的气息。1937年5月，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JamesBertram)从华北出发到日本，临行前，那位后来曾担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著名的中国通欧文·拉铁摩尔，有些忧心忡忡地对贝特兰说：“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让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大概也没有想到，两个月后，他的预言竟然成了现实。

秦德纯与胡适等人的会面也有饯行之意。6月中旬，胡适、傅斯年等人接到邀请，让他们7月中旬赶到庐山，参加“庐山谈话会”。邀请是蒋介石发出的。1937年5月27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大批党政军要员上了庐山，商讨抗日之事。为了广泛听取意见，国民党决定，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名义，邀请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名人前来庐山。按照会议安排，第一期谈话会以华北代表为主，所以胡适等人也在先期邀请名单里。

日军在丰台一带频频演习，华北局势将走向何处？所以秦德纯决定在胡适等人动身之前宴请这些文化界名流们，也借此探测一下南京中央的态度。当时有北平法商学院教授陈豹隐、《益世报》社论主笔兼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等人。胡适后来回忆，他与罗隆基当时还因为一些看法不同产生争执。虽然天气酷热，但这些忧虑时局的学者们还是从下午一直讨论到夜色深沉。不过从这场饯行宴回来不到两小时，“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平汉线不通车，胡适由津浦路南下，到了南京，最终辗转到了庐山。

时光拉回到75年前，7月的北平，也是一幅“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背景迥异的各派人士，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消息。7月6日这一天，今井武夫受邀出席前国务总理靳云鹏秘书陈子庚的家宴。陈子庚的家在鼓楼附近，没想到宴会刚开始，便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时任冀北保安总司令的石友三穿着中式长袍翩然而至。不邀自来的石友三显然是冲着今井武夫来打探消息的。他见到今井武夫劈头就问：“武官！日华两军今天下午15点左右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目前正在交战，武官知道这情况吗？”今井武夫矢口否认，然后追问石友三消息来源，石友三不肯透露，只关心保存自己实力的他匆忙表态：“即使日华两军果真发生全面战争的话，驻在北平北郊黄寺的我的部下，对日军是不怀战意的，所以请你务必尽力不叫日军攻打他们。”未久就告辞而去。这位被讥为“倒戈将军”的石友三以善投机钻营、反复无常著称，一生中三次背叛冯玉祥、两次背叛蒋介石，一直到1940年公开投敌，最终被诱捕，活埋于黄河边。

7月7日22:40神秘枪声

当秦德纯在面临中海的一个亭轩上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忧心忡忡地讨论北平局势的时候，一支日本队伍正在京郊丰台一带进行军事演习，正是他们的军事行动引燃了持续8年之久的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

“这天晚上，天空晴朗，没有月光。星空下，可以隐约看到远处宛平的城墙和附近不时移动的中国士兵的影子。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在1937年7月7日的日记里写下这段话的人叫清水节郎，他是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中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