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1901年，日本便已“合法”进入驻军。义和团运动失败后，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诸列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辛丑条约》。除了4.5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外，条约还规定，列强们可在自北京至山海关沿铁路重要地区的12个地方——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州、唐山、芦台、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廊坊和黄村，驻扎军队，每国驻军不超过2000人。作为列强之一，日本当然堂而皇之地在北平、天津等地驻屯日军。这支军队当时被称为“清国驻屯军”，1912年改名为“中国驻屯军”，有1700多人，司令部设于天津，北平驻屯军总部在东交民巷。

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决定向华北增兵，由原来的1700多人增至5700多人；不仅如此，裕仁天皇还亲自任命原第一师团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出任新司令官。“这支部队后来直接属于天皇指挥，表明其地位非常高；天皇将其司令官升格为中将，也说明在日本人心目中华北地位很重要。”抗战史专家、北大历史系副教授臧运祜评价说。扩张后的日军，增加了炮兵、装甲兵等兵种，由过去的守备型部队转变为战略型部队。

《辛丑条约》里规定的12个驻兵地点里其实并无丰台。丰台是连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交通枢纽，日军自然不愿意放过这样一个战略要地。1936年5月15日，首批新增日军3000人抵达平津。次日，日本任命河边正三为驻屯军步兵旅团长，在北平设立旅团司令部，其第一联队驻北平、丰台。日军在没有征得中国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即开始在丰台车站东侧建筑营房。自此，他们与守在丰台一带的中国第29军不断发生冲突。

6月26日，中国第29军第37师一部赴丰台驻防，由于火车鸣笛，军马受惊，其中一匹军马奔入丰台正在建筑中的日本兵营，被日军扣留。中国士兵前去交涉时双方发生纠纷，并引起械斗。日方要求第29军向日方道歉、赔款、惩戒当事军官，并从丰台撤兵。宋哲元大体上同意了日军的要求，但拒绝撤兵，只同意换防。

9月18日18点，丰台中国驻军第6连，在野外演习的归途中，与一个中队的日军迎面相遇，双方各不相让。日军小队长岩牛少尉策马冲进中国军队队列，一个中国士兵用枪托击马。日军中队长当即下令包围中国军队，并扣留了前来交涉的中国军队连长，从而引起两军对峙。在日方压力下，中方被迫达成协议：中国军队指挥官向日军道歉，中国军队全部撤离丰台两公里以外，9月19日上午，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丰台，丰台遂完全落入日军之手。

自向丰台增兵后，日军便时常在附近演习，时任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回忆：“由昼间演习渐至夜间演习，由虚弹射击渐至实弹射击。”中方已经数次提出抗议。后几经交涉，日军允诺如有实弹演习，则通知中方。

自此北平已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中：东有日本扶植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日本天津驻屯军，北有关东军驻扎在热河的重兵进行策应，西北有日本控制下的李守信、王英等伪武装，只有北平的西南面尚有第29军驻防。这样，宛平城便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宛平一旦失守，平汉线被切断，北平便成了一座孤城，日军就能轻易控制平津地区。当时，北宁铁路沿线已为日军所控制，而在平汉路上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这一门户上的插销，扼守卢沟桥已不是保卫京城而是守住北平与中原通道。深谙此义的日军在演习中也毫不掩饰地围绕着卢沟桥展开。

7月7日，日本军人又出现在卢沟桥以北地区。据清水节郎记录：演习前，他说明这次演习主要内容是：“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主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19时30分，清水节郎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部分军官和假想敌旋即到东面活动。天完全黑下来后，清水率600名官兵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

据清水节郎记录：22时40分，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一阵枪响令清水节郎紧张起来，他马上下令集合，清点人数。这时他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有人称看见这名士兵进了宛平县城。他立即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一木清直又报告给了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之后，一木清直率一个中队士兵直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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