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研究蒋介石的著名民国史专家杨天石说，身为浙江人的蒋介石对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非常熟悉，而在处理对日关系上，他时时以这一故事自励。“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他就在日记中写道：“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而且自“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在日记里就一直称日本侵略者为“倭寇”，并在每天的日记开首一行都写着醒目的“雪耻”二字，以示不忘国耻。

虽然“雪耻”心切，但对蒋介石来说，他也认为远不是与日本做对手的时候，所以只能忍。在国民党实力被逐出华北的《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曾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

对待“忍”要承受的屈辱之感，蒋介石不是没有体会。但是这一选择背后，是对彼时中日两国实力巨大悬殊的无奈。所以他也想尽量将这场战争向后推迟。这种心态不仅是蒋介石有，一些知识界人士中间也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当时胡适还写信给蒋介石，认为割让满洲可以换30年和平”。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一忍再忍，先是东三省被占，后来再加上热河省，然后连冀东22县也被划出去了。可是蒋介石的忍，也是有底线的。他认为国民政府在1935年与日本划的线，就是底线。华北不能再退，日本不能再打过长城来。这个我们是不能让步的，这就是所谓‘最后关头’。如果平津可以丢，那么将来中国什么地方都可以丢。长城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防线。”抗战史专家臧运祜说。

其实对此时的蒋介石来说，“内”、“外”之间，孰轻孰重，他内心深处显然已有了明确答案。6月28日，他在庐山接待了《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Abend)。听罢阿班讲完他在东北的见闻后，蒋介石并没有马上向这位美国记者透露什么计划，“但从他的样子看，这一次，他已下定决心，不会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将战斗到底”。蒋介石告诉阿班，他意识到，如果任由日本占领华北而不作抵抗，他将失去中国的民心，也会失去手下大多将领的支持。

1933年，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开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1935年移驻庐山，成为著名的庐山暑期训练团，每位毕业学员都会得到蒋介石赠送的一把刻有“中正”二字的短剑。蒋介石亲任团长，而具体事务则由他信赖的陈诚负责。训练内容最初几年还以“反共”、“剿共”为主。1937年6月26日，新一期庐山暑期训练团如期开业。此时，国内政治环境和当年大不相同，两广、西南归顺，南京中央对全国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国共关系出现明显转机。所以这一次的训练内容，已不再有针对中共的内容，以“抵御外侮”为目标的训练内容明显增多。参加这一期训练的郭汝瑰即便后来留在大陆，他后来也公允地说：“这次训练中，没有再讲‘剿共’战术，而主要是宣传抗日了。”而具体主事的陈诚在7月6日这一天，给训练团学员谈话中更是明确地说：“现在我们到此来训练，也就是建国救国的训练，我们要建国救国，将来非同日本一战不可，换句话说，就是抗日训练。”“七七事变”第二天，陈诚更是激励这些青年军官们说：“我辈军人，只有马革裹尸，为国牺牲，来保卫祖国！”

那时候蒋介石的态度，正如后来在著名的庐山谈话里说的那样，“不求战必应战”。当牟田口廉也在7月8日凌晨下令开枪时，日本军国主义已像匹脱缰野马，向着战争深渊疾驰。而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也做出了他最重要的决定。“此其时乎？”此其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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