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蒋介石面临的国内舆论压力可见一斑。可是他手里也没有什么可以和日本相抗衡的砝码，也只能看着华北在日本的挟持下，离中央政府渐行渐远。

1935年11月25日，在北平东面相距不过数公里远的通州，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为政务长官。这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公然挂起了象征中国旧军阀的五色旗。实行了比国民政府关税少1/4的特殊关税，推行所谓“日满友好”。12月，以宋哲元为领导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南京中央政府随即解散北平军分会，北平实际上自此处于半自治状态。而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也正是这个背景下爆发的。半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既同国民党政府有联系，又同日本有联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胎”，也给日军进一步侵入华北形成可乘之机。

华北与中央政府分离的局面已经造成，1936年日本陆军本部不失时机推出《处理华北纲要》，明确提出通过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支持，逐步完成华北五省的“自治”。中国驻屯军的升格、扩兵，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握有最大部队指挥权的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正赶往山海关附近，督导驻屯军与关东军的协同演习。从这一点上看，“卢沟桥事变”本身缺乏“精心策划”的依据，所以一些日本历史学家一直强调“偶然性”，声称是一个误会接着一个误会，导致全面战争的爆发。对此，臧运祜也毫不犹豫地反驳：“枪响也许是个偶发事件，但不应是日军发动大规模侵略的借口。日本对华北政策早在1936年就确定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从这个背景看，即便不是7月7日，也会在别的日子发生；即便不在卢沟桥，也会是别的地点。”

牟田口廉也在“七七事变”之后获天皇裕仁亲授其金鹰三级勋章，晋升为少将。1943年以“赫赫战功”升任驻缅甸的第15军司令官。而在1944年对盟军的英帕尔战役中，牟田口廉也带领部队遭遇惨败。被解除军职的牟田口廉也羞怒自杀却未死。日本投降后在新加坡受审，1948年3月被释放回国。牟田口廉也迷恋所谓的“成吉思汗”式战术，后来在东京开了一家料理店，并起名为“成吉思汗饭馆”。

对于“卢沟桥事变”，牟田口廉也曾时常对人说道：“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他在笔记中也写道：“我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导致卢沟桥事变，终于发展成这次大东亚战争。”牟田口廉也正式下令向中国军队打了第一枪，这的确是事实，不过挑起战争却非他一人之力。他只是日本战争机器上的一枚棋子。

7月8日7:50“此其时乎？”

凌晨3点20开始的枪声，一直持续至7点50分左右才停下来。之前秦德纯曾叮嘱吉星文团长：日军未射击前，我方不先射击，待他们射击而接近我最有效射程距离内，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所以交战之初，日军伤亡颇重。

这天上午，还在牯岭召开会议的中国军政最高统帅蒋介石，接到报告事变经过。蒋介石闻讯大惊，继而对日军制造这一事变的真实意图，以及中国将如何采取应对策略，做了反复思考与细致推敲，其焦虑、矛盾、痛苦、犹豫之神情，从蒋氏本人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一、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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