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23:40深夜来电

刚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告别回来的秦德纯尚未来得及好好休息，便被电话惊起。此时是7月7日23点40分。

电话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魏宗瀚和负责对日交涉的专员林耕宇打来的。他们告诉秦德纯，日方在今晚的军事演习中发现丢了一名士兵，日方以此为由要进城搜查。秦德纯回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不得进城检查。不过为了避免激化，秦德纯还是缓和了一下提议：等天亮后，让本地军警代为寻找。如果发现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放下这个电话，秦德纯又立即打电话找宛平县长王冷斋交代。45岁的王冷斋与秦德纯是保定陆军学校同学，曾做过记者的他1935年受邀到北平做事。因为王冷斋还身兼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每晚要到北平市里的新闻检查所办公，所以平时不住宛平县里。接到秦德纯的电话，王冷斋立即离开南长街的家，奉命来到日本特务机关部松井太久郎那里交涉。在此之前，他令宛平城里驻军营长金振中查询此事，还让警察各处搜索，也没有发现所谓失踪士兵。

见到松井后，王冷斋首先告知中方调查结果：枪声方向是在宛平城东门外，中方在这里并无驻军，可知绝不是中方所发，城内守兵也查明并无开枪之事，每个守兵所带子弹也一枚不少。可是松井仍然强调说，确有一名士兵失踪，城外搜索无着，必须进城搜索。这一无理要求当然遭到王冷斋拒绝。眼看争议不下，后来双方商议，“决定第一步先由中日两方面派员同往宛平城调查，等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中、日双方各出三人，分乘两辆车，在夜色茫茫中驶向宛平城方向。这时，王冷斋得到报告说：驻丰台日军一大队约500多人并炮6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向卢沟桥出发，事态颇为严重。

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个“失踪”的士兵叫志村菊次郎，其实很快就回到队伍。日本联合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的负责人松本重治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卢沟桥畔的枪声”一节记述：“实际上，约3小时(注：另一说20分钟)之后，下落不明的士兵归了队，并非被中国方面绑架去了。这个新兵担任传令兵，在离队解手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

而一直在宛平直接处理此事的是第八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他在1938年6月30日接受东京《朝日新闻》采访中明确承认：“当时接到报告士兵已经回来了，没有异状。但是，我的想法是联队长让我就此事进行交涉，如果就这样算了，中国方面会怎样宣传就不知道了。此前的‘丰台事件’就是例子，也许会让他们产生——只要敢真枪实弹地对付日本军队，就可以让演习的日本军队逃跑这样的概念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日本来说是一件很遗憾、丢脸的事情。所以，我方决定占领一文字山(卢沟桥和北平之间的中方阵地)然后再进行交涉……”

战后有人问当天带队的中队长清水节郎，为什么不马上报告志村归队之事？清水支吾说：“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故，是我的失策，现在记不清楚了。”并说：“接到不法行为(指枪声)的报告，感到很紧急，所以不等充分搜索的结果就下令了。”随后，那位“失踪”的传令兵志村菊次郎很快就被退出现役，遣送回国。不过他并没有逃出战争的魔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再次应召入伍，1944年10月在缅甸战场被新编第一军孙立人部打死。

也许意识到“失踪士兵”的理由站不住脚，战后很多当事日军的回忆，又将矛头转移到他处。今井武夫称，就在王冷斋与日方前往宛平县城实地调查时，“到达之前又得知中国军队从长辛店向龙王庙增援了部队，并再次向日军射击”。而据王冷斋回忆：“当车到达离(宛平)城约2里的地方，见公路右侧及铁路涵洞一带都被日军占据，枪炮摆列。”日方显然开始做战斗准备。这时，同车的日本特务机关辅佐官寺平突然请王冷斋下车，称来不及调查，让他“速令城内中国驻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城内约数十米地带，再商量解决办法，以免冲突”。王冷斋拒绝此议，坚持先调查，一行人遂进了宛平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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