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占领承德后，乘势向长城一线推进。中国军队在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等要隘与日军浴血奋战。但因装备落后，火力悬殊较大，在汪精卫致中国驻国联代表团的电报中坦承，“一切反攻收复失地均谈不到”。4月17日，长城各口和滦东地区全部失守。时任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在致汪精卫的电报中直言，“平津之失与不失”，全在于“敌之来与不来”。而何应钦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敌精我窳，终少胜算，平津若失，敌必利用汉奸，组伪政府，复演东北之故事；或移溥仪来平，再作扩大侵略，亦在意中。”何应钦向蒋介石建议：在军事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为了保全平津，先寄希望于“外交之救济”，走外交渠道以作“缓兵”之计。蒋介石虽然心有不甘，但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残酷现实面前，只好决定“先行缓和华北之局势”。

5月13日，日军进逼长城的冷口、古北口、喜峰口等地，兵锋直指平津。在此情势下，南京中央政府被迫同意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

5月31日早晨，天气湿热无比。塘沽火车站的侧线上，停着长长一列专列，却不见车头。列车两端为铁甲车，中间是一长串豪华卧铺车厢，窗帘低垂。这辆列车里坐的就是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熊斌，他带着中国代表团走过塘沽窄窄的街道，走到日本领事馆。在阳光下等了近10分钟之后，才被放行。

对中方代表来说，这次签字仪式处处隐含着羞辱之意——在门口迎接中方代表的日本官员个个经过精心挑选，以确保级别都低于中方代表；日方代表参谋副长冈村宁次是少将，级别也低于中方首席代表熊斌中将。不仅如此，正式会议开始后，冈村宁次提出停战协定文本，声明中方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决定诺否，不许讨论，不许修改。

当时的情势下，中方无任何与对方较量的砝码。所以两小时后协定就这样一字不动地签订了。在现场采访的《纽约时报》记者阿班记录：“签署完毕，日本人端来了香槟和葡萄酒庆祝，而这杯酒对中国人实在难以下咽，因为他们等于把整个华北拱手让给了日本。所以签完字后，这几位中国人冒着尘土，一路蹒跚地回到专列。”

《塘沽协定》的签订，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热河的既成事实，并放弃了长城防线，将察北、冀北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日军，使其随时可以进占冀察，直取平津，从而形成了对平津的战略包围态势，为日军向华北扩张敞开了大门。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暂时停止了对中国大规模军事进攻，获得了暂时的“和平”局面。可是这一局面并未持续多久，1935年《何梅协定》的签订，使华北又陷入更深一重的危机，日本方面开始着力于“华北五省自治”，力图使华北也像“满洲国”一样“特殊化”。

1935年11月1日，是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日子。上午9点35分，开幕式刚一结束，一个身着西装的青年人突然跨出人群，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第一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汪精卫应声倒下。行刺者叫孙凤鸣，曾在19路军里任一排长，后来做了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在审讯中孙凤鸣态度激昂地说：“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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