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整个社会现实，以及董卓为乱，更皆有吕布这个如狼似虎“大耳贼”，无人能敌，此二人联手，横行于世，致生灵涂炭，哀号遍野，于民众之心中共同发出的灭杀董卓的呼声，如那首民谣谶语般的神秘暗示：“千里草，何青春，十月止，不得生。”此处用的是拆字法，“千里草”即为“董”，“十日上”是一个“早”字。而有关董卓被杀之前的“凶兆”，是在其后来死于非命前显示出来的：

王允与仆射士孙瑞谋诛卓，使端作假诏，却“令骑都尉李肃与布同心通士十馀人，伪着卫士服于北掖门内待卓。卓将至，马惊不行，怪惧欲还。吕布劝令进，遂入门。”(《后汉书·董卓传》)，而有关“天意”之昭示：“卓既死当时日月清净，微风不起。”(《三国志·董卓传》注引《英雄 记》语)也当然只一种“附会”，但其所表达的，应该是一种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共同认识，而这个“认识”本身，在我们于此的认识中，是表现为借助的是一个女子的形象，来进行表达——董卓该杀，但有吕布，便无人能杀，所以有貂蝉出现，有道是：“燕雀岂知鸿鹄，貂蝉元出兜鍪。”(宋·辛弃疾词。注：兜鍪，即头盔，借指战士。如辛弃疾《南乡子·登业京口北固亭有怀》词：“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毛本《三国演义》有诗赞曰：“司徒妙算托红粉，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

一个仿佛“真仙女”一样的女子，天界下凡是形容，出现于那个乱世，并且做了一个孤独的战士。这是天意，也是历史。

是的，她很孤独，不仅在于其舍身救国的大义之举，显得与周围追名遂利之徒格格不入，除了司徒王允。但其王允欲杀董卓，很难说是完全为了匡扶汉室。在杀董卓后，王允居功自傲，“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后汉书·卷六十六》)其在杀董卓前的中平元年(公元189年)为侍御史不久，在征讨黄巾军中获胜，从农民军中搜出一封中常侍张让的宾客所写书信，因此怀疑张让与黄巾军私通，并因此得罪张让，两次获罪入狱。大将军何进等替其求情，后被免罪释放。灵帝贺崩后其本于河内、陈留之间辗转，此时回京吊丧，便被大将军何进召见，“大将军何进欲诛宦宫，召允谋事，请为从事中郎”(同上)，可见其与外戚何进为同党。而“卓还长安，录入关之功，封允为温候，食邑五千户，因不让”，后进士孙端劝说，“乃受二千户”。董卓死后，“允初议赦卓部曲”，因吕布数劝之，故而生疑，未办。在处理董卓旧部问题上，反复无常，“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导致“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功”(同上)，可见出自于官僚集团利益要大于国家利益的行为动机，难以与貂蝉相提并论。除此，当时的英雄们，曹操、袁绍、袁术，以及刘备等人，无不以借天子之名，行争霸天下之实，与貂蝉相比，其为一女子，舍身救国，所图何在?其取大义之行为，所表现出的理想化的境界，更不是为报司允王允收留养育之恩的动机，所能替代的。

传说：貂蝉降生人世，其出生地三年间，桃杏花开后即凋;貂蝉午夜拜月，月宫嫦娥自愧弗如，匆匆躲入云中。貂蝉身姿俏美，细耳碧环，行如风摆扬柳，静时文雅有余，蔚为大观。这些说法，虽然人云亦云，但其言说背后所表达的东西，却不是一下子能够说清的。

与常见的与此相同的描写刻画女人之美的贯用抽象的比拟手法所不同的是，象这样的文字中有关貂蝉“细耳碧环”，以及因使用过多而变得有些概念化的“行时如风摆杨柳”的细节，让我们在有关于此的模糊感觉中，确有什么具体的部分，因清晰而将这个似乎很遥远的美人形象，拉近过来——

“细耳”就是耳朵小巧;“碧环”，指细耳上戴有很大的碧绿色玉环，这是在对面部的描绘中，以大小比例反差引起的注意：即“对比(或相反)关系”中，“‘对立’会使某一特殊的性质分离出来，使之得到突出、加强和纯化。”(17)如纪连海对此的议论：“据说，能够‘闭月’的貂蝉娘娘的耳朵极小，特别是耳垂，几乎无肉，未免难看。于是她就从耳环上弥补，经常戴那些镶有独粒大宝石的圆环耳环，不但看不出耳朵有缺陷，反而是细耳碧环。”(18)此处观点中可以注意到的是，大小对比中的“弥补”，如果恰好会处，不仅会化丑为美，另有作用的是，这个被弥补过的，有缺陷的地方引起人们注意力的集中，也就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可以从此处不寻常的描写中，发现貂蝉耳朵小小的“瑕疵”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出自于有意的刻画，那么，正是这个“瑕疵”，使这个被艺术化了的美女的真实性，得到了体现。

但是，有些问题并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如果我们对上面这个问题的条件做相反的假设，情况就会变得复杂起来。也就是说，如果是后人有意杜撰貂蝉耳朵小这一细节，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或者说，这样做的话，有什么目的和用意呢?

如我们前面所说，从美学上看，正因为试图“弥补”貂蝉耳朵小这一缺陷，以“碧环”的大来进行弥补，这样的做法，形成了大小的“对立”，反而强调了其小耳朵的特殊性，并使之从一般性中分离出来，这也许是古代的宫迁美容师们，原先并没有预料到的，但是，艺术家们却发现并有意利用了这一细节。

那么，如果去有意设计这幅美人的立体图，并使之动起来，成为活的生命体的话，小耳朵会隐藏些什么呢?

如果它原先并不存在，是有人设计了它的话，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我们还是去看另一番景象：天下大乱，三年不下雨，因干旱而使田野万物失去生机的时候，有县令还在说：树叶还没落光，就不叫旱，征说还要继续，老百姓都没法活了。但是，“三年春(初平三年)，连雨六十日。”(《后汉书》卷六十六)在董卓于这年四月被杀前，这连续下的大雨，也应是一种反常。还有就是貂蝉于此之前的出现，在天不降甘露的时节里，怎么会有“得饮玄天露，何辞高柳寒。”的蝉呢?这也是在形成对比中的异象。再有就是，董卓的肥硕、粗鄙和凶残，同细腰纤巧，如曹植《洛神赋》中的描绘的，“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如此模样的现实中的汉时美女的最高级别，只有貂蝉够得上，其被置于董卓掌中，同样形成极具反差的二物之对比，但正是这种对比，使貂蝉之美得到充分的强调。

不过，要是强调的话，应该有被强调的内容。而这个的内容以美的外在形式而存在，却让我们难以说明。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与社会存在而言的“义”和“勇”，在理论中存在的完善，只有在此动乱之时，恰逢其时地被凸显出来，是一种必然，只有它是不可战胜的，这个慨念的外化，选择了貂蝉做为替身，实际上并不是她做为个体存在的真实性，在后世连篇累牍的考证中，还有就是那些戏曲野史和传说中，有千奇百怪的故事情节的衍化，能够与之等同的。

这种情况的必然发生，实际上恰恰证明，之所以会有百家奇谈，莫衷一是，是因为这个虚构的形象的真实性，是难以被否定的——她是心灵于美的理想。

只有心灵中的存在，她才是无可比拟的，其惟一性在于，以“义”和“勇”的概念外化，其完善本身，是摈弃其他可能的有关于同一形象的个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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