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以貂蝉舍身取大义，是很难解释这种“艳光四射”的“内心世界”的全部内涵的。事实上，貂蝉做为社会最低阶层的歌伎、女乐，固有其职业性表演的一面，其被“训习歌舞”，也是为有朝一日的这一幕做准备的。但是，这些情况，与此场景的实际气氯相比，是不能让人信服的。然而，要是我们从更大的意义上讲，也就是其行为的目的，被解释为是为救国于难，而不惜舍身取义的话，同样带有相当程度上的概念化趋向。在此，也许只有对貂蝉形象的个性化认识为出发点，才能对此有接近于真的认识。

也就是说，只有将貂蝉的行为与她个人存在的社会性相联系——以其表现，必然出自于其“身份”被同样假设发生了变化，使之与此重大行为相适应，而这种身份变化的暂时性假设所解除的，恰恰正是那种原的，来自于政治统治对女性精神，甚至是身体和性的压迫，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解除”，只有政治出自于自身的需要而“同意”，才能做到。

这个说法，我们可与前面的所说相联系，是会有所理解的——

在那个时刻的貂蝉是“自由的”，因而是“自为”的。她同此而被唤醒了自我，恰如“惊鸣宛转掌中身，只疑飞过洞庭春”的一只暂时获得自由的小鸟，虽然只能在“画堂”中飞，却也有“一片行云”那样的轻盈和自在，这种需要与其身份后处环境相比较后，才能体会到的感受，是其“精神”使有关于美的观念，从诗的内在性的描绘中被释放出来，成为生动的可感受在外在之具象。

五、道德和宗教规制中爱的缺失与审美中的情感作用：貂蝉形象的隐喻。

在有关貂蝉的身世及结局中的历史资料中，其与吕布本为夫妻的说法，具有相当的数量。

直接来源是《三国志·蜀书·关羽记》中注《蜀记》，关羽向曹操多次“乞娶”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杜氏，被曹操抢先占有。有居人胡应麟，读书不细，误认为关羽欲取吕布之妻，还有唐代著名“鬼才”诗人李贺《吕将军歌》“溘溘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火旗下。”有人便认此于猎猎风中火红之旗下，随吕布上阵的“傅粉女郎”，便是貂蝉。

而《后汉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六月，夜半时，布将河内兵都萌反，将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诣厅事阁外，同声大呼，布不知反为难，直牵妇，科头，袒衣，将相从溷上排壁出，诣都督高顺营。”又裁：“布欲令陈宫高顺守城，自将骑断太祖(曹操)粮道，布妻谓：‘宫顺素不和，将军一出，宫顺必不同心共守城也，如有蹉跌，将军当于何自立乎?妾昔在长安，已为将军所弃，赖得庞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须顾妾也。’布得妻言，愁闷不能自决。”可见吕布临阵，确有妻妾相随，此为貂蝉形象的之影子。

《三国演义》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门楼吕布殒命。”曹操攻下邳，吕布欲断其后路，留陈宫、高顺守城，其“复入内对严氏说知此事”，严氏之“泣曰”，如同前段所引《英雄后记》中的记载，让“布闻言愁闷不决，入告貂蝉。貂蝉曰：‘将军与妾作主，勿轻身自出。’”貂蝉这样说，含意不明，其与吕布的关系中，似乎表现出与政治已脱离了干系，正因为如此，才有在此之后的许多说法。

吕布此时又是因为女人，听从了妇人之言，而误了卿卿性命——

出不了城，吕布向袁术求救，袁术却因曾经的双方子女婚姻问题，怪吕布“赖我婚姻”，即以吕布未将其女嫁于其子为借囗，不愿出兵相救，吕布冒险出城，“将女以绵缠身，用甲包裹，负于背上，提戟上马。”欲冲出重围，却来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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