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位居国相，“ ……寻进卓为相国，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后汉书·董卓传》)杀董卓，这应该是需要跨越多等级(至少是需要跨越伦理观念上的多重等级)，所为的一种犯上行为。于此，不是为报“大人恩养，”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而是“近见大人两眉愁锁，必有国家大事”，才能使其逾越于其低微身份，勇于其所为。

应该说，对于貂蝉，救国于难之大义，就是那个使其自身个性得到解放的精神力量的支撑。但从另一面看，对于司徒王允而言，则仅只是出自于政治，具体来说，是出自于其所在的官僚集团的利益需要，使用了一种在历史上贯常使用的阴谋手段，即以所谓“粉脂作甲胃”。

有一本古代的兵书《六韬》，传说为西周周文王时姜望所著<20>。该书卷二“武韬”有关“发启、文启、文伐”中，有关“文伐”之“第十二节”中，有“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因此而有“美人计”。使用此计的古代故事，举不胜举，最早可以追潮到周幽王戏诸候，以搏美人褒姒一笑，神志错乱，被归于天意所为(上天何以会用此凡间之计呢?);还有吴越之争中，越王勾践听从大夫范蠡之计，在为勾践所败后，卧薪偿胆的同时，献美人西施，令其色令智昏，并离间了夫差与其肱股大臣伍子胥的关系，从而使越国反败为胜，导致吴国灭亡。在此，“美人计”似乎仅是一种战争攻伐之“策术”，但事实上，则是一种被政治需要所操纵的手段。

《三国演义》中有关对貂蝉身世的介绍：“其女自幼选入府中，教的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而貂蝉在戏的自我介绍是：“妾蒙大人恩养，训习歌舞，优礼相待，妾虽粉身碎骨，莫报万一。”其“训习歌舞，”显然并不是司徒王允大人仅为自娱才这样做的，其与貂蝉的关系，虽然是“以亲女待之”，不是纳为妾室那种，而之所以“优礼相待”，似乎没有明显的理由，貂蝉很快反应出对王允所愁之事的关切和领悟，表明其对王允礼遇优待，将来可能的重大偿付，是早就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这实际上可以说，司徒王允，早就把貂蝉当做我们现在所说的“女间谍”进行培养了，所不明的是，史家所著，为何往往要隐隐约约地对此进行遮掩呢?

当然，有些话也不能说的那么绝对，也许，司徒王允，养歌伎在原先也可能是一种雅的表示，这在东汉末是士大夫们普遍的一种时髦之举。歌妓是指以歌舞为业的女子，与妓女不同。《旧唐书·白层易传》中有记有“初，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行故散骑常待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此处之“家妓樊素、蛮子者”，到是有些不同于仅以歌舞为业的“歌伎”，因此大诗人白居易也常因此战而受指责在家中蓄妓，但其所为的确是为个人所需要，到是没有错。《广韵》日：“妓，女乐。”可见最初“伎”与“妓”相通。古代乐舞杂技艺人，乐人称之“倡”，伎人称之“优”，后并称。《史记·魏其武安候列传四十七》中有：“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更早的时候，有战国齐恒公时管仲没“女闾”。《战国策·东国策》中记载，“齐恒公中七市，女闾七百。”明代谢肇淛《五杂俎》，是一书多记掌故风物的博物学著作，其中就有：“管子治齐，为女闾七百也。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清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说：“娼族祀管仲，以‘女闾’七百也。”也就是齐恒公批准管仲成立国家经营的妓院，此为娼妓制度的起源。《韩非子》难二记：“昔者齐恒公宫中两市，妇闾二百，被发而御妇人。”再有就是勾越置“独妇山”，东汉袁康《越绝书》(外传·记地传第十)记：“独女山者，勾越将伐吴，徙寡妇致独山上，以为死示士示，得专一也。去县四十里，后说之者，盖勾越所以游军士也。”“也而也有说是勾越为军士提供纵欲取乐的。如宋人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四十七引东汉人赵晔《吴越春秋》：“独女山者，诸寡妇淫佚犯过皆输此山上。越王将伐吴，其士有忧思者，令游山上，此喜其意。”看未勾践精于此道，不仅送西施于吴王，做为暗箭，还没“独女山”，以求获将士肯为其用命的功效。而这些“官妓”，实际上是由西周奴隶制受奴隶主控制的“家妓”演变而来的。而管仲设国家妓院，是有政治目的的，如清代禇人获楫《坚夸爪集》(续集)中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此充国用。此即‘花粉戗’之始也。”即以此而收“花粉税”，是管仲广开财源，延揽人才，安置女俘，缓解社会矛盾之举。

与此以上情况很相似的是，西方民主发祥地古希腊雅典式民主，作为奴隶的妇女是社会最无助的阶层。当时有许多女童是被贩卖为奴的，她们中有些是从“类堆”中捡出来的。雅典那时流行“把女婴弃于户外使其冻饿而死”的习惯。法律规定：“演奏笛子、竖琴和西塔拉琴的女子，收费不得超过两德拉克马。”古雅典人剥夺妇女对重要事情的感觉甚至身份感。在出生记录和日常生活的一些场合，连妇女的姓名也被剥夺。在母系血缘到父系血缘的转变中，使妇女逐渐丧失个人力量和文化地位的性、社会和意识形态，对妇女的任何性独立性行为进行严刑惩罚，以法律和“道德”的手段。

虽然“还没有证据表明古代中国的经济是基于奴隶制，而古希腊经济则的确如此。”仅奴隶在春秋时代，仍是普遍存在的。“一个奴隶与一只狗的价值差不多。皂、舆、隶、僚、仆、台、围、牧入种职业处于社会低层。这个阶层的女性成员有妾、女工、女乐。”(22)对前面引用《三国演义》中对司徒王充与貂蝉关系的介绍中，有一句话说到：“允以亲女待之”，这是基于作者罗贯中对貂蝉角色的界定，表明二人之间不存在貂蝉从歌伎变成王允之妾的情况。当然，这或与王允个人的品性有关。《后汉书》卷二十六记载：“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允性刚棱疾恶，”并有论曰：[]“故推卓不为失正，”并没有关于其与女色有关的正面或负面的记录。正因为如此，一位“少好大节”，“刚棱疾恶 ”的前高级官僚，除去有关性格方面的“刚棱”，也就是过分自负，为人不讲情面的缺陷外，其蓄养歌伎貂蝉，是早有准备为其所从事的政治服务的。这也是社会发展于历史的这一时期，所反映出的政治制度对女性的奴役，是其行为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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