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常侍苏康、管霸等“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东汉后期，灵帝与宦官更是公开卖官，由于所得金钱贮存于西园，史称“西园卖宫”。中常侍候览，家在山阳;小黄门段瑾，家在济阳，两人都在济北境内兴立田业，“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后汉书·宦者列传·候览传》)候览“贪侈奢纵，前后诸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十十八顷。”(同前)。宦官张让，赵忠等人皆为中常侍，封候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传》)。

当然，话说回来，汉代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形成了“天下国家”的体制。其察举制度与文官制度相辅而行，从而形成了专业的官僚阶层，因此文官政府对于皇权，有互利共生的一面，又有对抗的一面，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紧张关系，又有一定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其人多地少的精耕农业的发展，包括一牛挽犁的短辕犁和铁犁畜耕技术，得到普遍推广(《陕北东汉画像选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畜养禽畜，以农舍做为手工业产品的主要产地，通过而市集交换集散，所构成的经济交换体系，以及相应的道路网络，形成庞大的市场网。(15)

东汉时期，因庄园的规模和数量的迅速膨胀，东汉政权不得不与豪强势力相妥协。《后汉书》卷二十二《刘隆伍》载：“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其“田完逾制”，已是公认的事实。仲长统在《昌言·理乱(篇)》中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固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豪强地主控制下的田庄不计其数。东汉前期，实行“柔道”方针，在施政中，“务用安静，解王葬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经过光、明、章三代四十余年的粗安岁月，由于精兵简政，减轻赋役，生产发展，社会经济得到发展。这从人口的增加上可以略有所见：《后汉书·郡五国》注引《帝王世纪》，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全国有(户)4，279，634(户)，人口21，007，820(人);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有户5，860，573(户)，人囗34，125，021(人);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5年)，有户7，645，734(户)，人囗43，356，367(人);至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有户9，237，112(户)，人口达5，356，229(人)。但至东汉后期，不仅宦官专政，“戎事不息”，还有长期的战争，大瘟疫的流行，据《晋书·地理志》，在恒帝永寿年间，全国有户10，677，960(户)，人囗56，486，856(人);但至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减至户9，348，227(户)，人囗47，566，722(人);此为东汉最后一次人口统计，而在三国归晋的公元280年，在籍人口数量竟锐减为780万人。按照人口学家的分析，汉末永寿到中平，以及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人口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换而言之，在灵帝中平及献帝建安短短数十年间，人口减少了85%。

是什么原因导致人口减少近5千万?徐去战争的原因外，主要是瘟疫流行。在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史有确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十二次。恒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以致造成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灵帝(公元168—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8年等几次疫的流行规模最大。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等人，以及曹操的首席谋士郭嘉，都是死于瘟疫。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4年)，黄巾军起义爆发，持续10年，东汉皇朝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因此而名存实亡，天下分崩。因兵祸不断，灾疫接踵，人口锐减。人烟稠密的中原地区，也是“白骨蔽平野”(王桀，《七哀诗》)“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昌言·理乱》)。“四民流移，托身他乡，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三国志·陶谦传》注引《吴书》)董卓徒洛阳人口百万余到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而关东联军攻讨董卓时，“众数十万，皆集荥阳及河内，诸将不能相一，纵兵钞掠，民人死者且半。”(《三国志·司马朗传》)。曹操在攻徐州陶谦时，“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又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相尽，墟邑无复行人。”(《后汉书·陶谦传》)人民的大量死亡的流徒，户口为之减少，史载：“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载一在。”(《魏志·张绣传》)“长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三国志·陈群传》)。

曹操与吕布相持时，军队“乏食，(程)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三国志·程昱传》注引《世语》)，袁绍、袁术军队无粮，“以桑椹、蒲赢充饥。”(《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刘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更士大小自相啖食。”(《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英雄传》)。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东汉末期，根株朽栏，其覆灭已是必然。后有诸葛亮对此叹曰：“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恒，灵也。”(诸葛亮《出师表》)

现在我们要言归正传，插入下面的一段——

也就是于此时，我们会发现，谈论起一种生长在树上的小小的昆虫，会是多么地不合时宜：“蝉，无巢无穴，黍稷不享，不食污秽之物，高洁不群。”但它却被借用于宫中之玉器的名字：“蝉是古玉中十分常见的器形，并以打孔区分它们的用途，如头上打孔的为佩蝉;腹上打孔的为貂蝉;不打孔的专门为陪葬而制作的是晗蝉……”(见《王敬之说古玉》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这种借用有一连串可被意会的暗示：因为一位似乎来历不明的绝色女子，也叫了“貂蝉”，这显然是被人命名的，就象后世都有的歌伎一样，要取个艺名。

战火过后的积尸盈野，于天地昏暗中，枝枯叶落，有一只爬在干枯的树枝上的蝉，“无巢无穴，黍稷不食”。然而天无甘露，它也就只是象征地存在。但是她其质如玉，偏只选于“腹上打孔”，是那种命定的与宫中之事隐约相关的绝佳之色，但却来自于田野，“高洁不群”，过了若干个朝代，很久以后的人们，怎么去还原那时历史的这一幕之真实呢?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