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连环计》中，王允路遇收留貂蝉，其唤王允为爹，却不能将自己有丈夫事情告知，她和吕布由于黄巾之乱务离，三年后发现吕布正在京师，她“在后花园中烧炷香，对天祷告，愿俺夫妻们早早的完聚咱。”(《连环计》第二折)，吕布则在明知道貂蝉“原来在老宰辅处，”而发誓“要杀了那老贼(董卓)，夺回貂蝉，才称俺平生之愿。”

还有就是元代《三国志平话》，主要以长篇历史故事为内容，其刊刻年代，为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年)，其中有貂蝉自述：“贼妾本姓任，小字貂蝉，家长(丈夫)是吕布，自临洮府相失，至今不曾见面。”以及与此内容相近似的元杂剧《夺戟》云：貂蝉小字红昌，原为布配，以离乱入宫，掌貂蝉冠，故名;后作为王司徒义女。元代无名氏《锦云堂美女连环计》中，有关貂蝉配与吕布为妻的内容，大致相同。

而有关貂蝉身世的陕西米脂说，有康熙二十年《米脂县志·舆地第一·古迹》中截：“貂蝉洞，在(米脂)城西艾蒿湾(今艾好湾)，亦俗传也。”而该地民间历来有貂蝉在貂蝉洞降生，羞花闭月的故事，且有民谚曰：“清涧石板瓦窑堡炭，米脂的婆姨绥德汉。”因此有传说貂蝉仍米脂人，吕布为绥德人。这个传说，让此二人的关子被溯及为原是同乡，阅接佐证了二人原为夫妻之说。

一般而言，这种见之于对正义中记载的变相引用，致野史又被演衍，更在戏曲、故事的粉墨登场，其中有几分真，几分假，很难说情。而我们这里的问题是，无论有关貂禅与吕布为夫妻之说是否为真，貂蝉与吕布的这一层亲近关系被假设后又被演衍，再被那些以此为真的人们所渲染，除了似乎有些部份确实来自于历史资料的原因外，定然还有其它原因，才会让人们做此类宣扬，而乐此不疲。

事实上，正如貂蝉这一形象因为杂闻百说的相互矛盾，而致其本身也充满了矛盾一样，将貂蝉与吕布拉上关系，似乎还隐藏着人们内心的这样一层意思：貂蝉身为女人，毕竟难离人间儿女情长，其不致于孤单一人而不为人妻，以此表现为貂蝉应念人间烟火，且以此也与其原为平民身份相近。貂蝉不可能真的就是天上仙女下凡，更不是生于大户人家之女，她需要被民间传诵，因此要有传涌她的理由，才会成为可能。

当然，这样一种身份上的相近，首先来自于其身为歌伎，或为俾女，或为妾，皆为社会阶层中身份本身就很低的人群之中;其次，其舍生救国于难之举，虽为大义之举，王允大人也断不会让自己亲生的，身份高贵的亲生女儿去做的，也只有貂蝉这样身份的人，才会去做。这种传诵，应该来自于人们的所为在赞誉之余的同情，而同情，则应当具备的条件，首先就是为身份的相同或相近，才有可能发生的彼此人生境遇大致相同，即因此而表达出的：“你是我们中的人，”那样因此而产生的的亲情或乡情。

不过，这些似乎都不是主要的。貂蝉被传为与吕布为妻，当然《三国演义》中，她最后事实上也做了吕布之妾，并不是什么好事，且与上的那种同情她的情感，是自相矛盾的：易反易复的吕布，有的是小人心，并不是什么好人，其亦为虎狼之人，这似乎是让貂蝉形象又受到了多一处的玷污，但不要忘了，貂蝉与吕布二人原为夫妻，至少让我们因此会感到的不同于其舍生取义行为的地方，是在于前者有人们所熟悉的情感，而后者没有。

在此意义上讲，这二人原为夫妻之所续“貂尾”，不但不是一种多余，而确实是一种必然的补充。

无论怎样去看《三国演义》，我们会有感觉，这是一本关于男人的书，写的多是男人之事，更多的也是让男人们看的书，书中出现不多的几位女人，就连曹操所臆想之“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大乔、小乔，也只是隐约的影子。少数不多几位女人的出场，也只是作为一种毫无生气的陪衬。如刘备之妻，关云长千里走单骑护送，赵子龙大战长板坡所欲救所甘、靡二位夫人，包括阿斗，这二位女士，也都只是一个本面式的角色。而为表现曹操枭雄本色之“奸”的一面，《三国演义》中有描写他因发现张绣的婶娘(张济的遗孀)长得漂亮，便纳入帐中，以及似乎说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的曹丕乘乱纳甄氏，也只是一种体现了男人在性的欲望驱使下的“偶尔露狰容”。但是，对貂蝉的描写，可以说几乎都是正面的，并且下足了功夫。貂蝉因《三国演义》而出，卓然独立于千秋，其个人事迹虽然也仅仅只是做了被司徒大人所操纵的实施“美人计”的主角，以美色代替干弋利剑，其形象本身，虽然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艺术作品或民间传说中，都有不同：在民间传说中，无论将其与关羽，或是吕布相联系，都是一种意在彰显的体现，而不是为了把这个形象抹黑。当然，将其与吕布相联系，与将其与关羽相联系，所不同的是，前者宁可让貂蝉与吕布这个以不义为作为行为宗旨的“小人”有牵连，并因此而会对其形象有一定的影响(貂蝉之大义之举与此是矛盾的)，但却这些好事者，置之不顾，以世俗之自然和质朴的取向，让这个形象因为情感而被温暖，让这个人物被置于符合其自身社会属性的存在之中，让我们审美观在那种来自于田野的温情中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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