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口述史工作计划可以多样化，不论以人物为中心，还是以主题为中心，皆可以事前设计安排。
    （五）口述史是一种可取的学术方式，可以对某些学术界上层垄断提出挑战，因为普通的受访者和访问者都可以成为历史角色。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和历史的群众性，都可以通过口述史来表述。而不再是停留在某些政治家的口头上。
    有一位英国学者托什（J·Tosh）写道：“口述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人们的历史意识就象一个战场，在这里，互相竞争的思想体系和权威的正当与否可能受到考验。”[①]还有汤普森先生对口述史的见解是：“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②]这种见解很值得中国的历史工作者借鉴。
    二、中国史学界的传统方法之不足
    中国历史学传统悠久，自从司马迁愤而著《史记》，左丘明盲而作《左传》以来，形成纪传和编年两大写史系列，千余年间写出了世界上丰富的史籍群之一。所谓史家四德--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绝不是凭空总结出来的，并且都是建筑在史料基础上。古史中就有大量口述史料，例如因司马迁在《史记》中广泛使用，才有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介绍，有刘邦、项羽各自评价秦始皇的话语，等等，使得极其生动翔实的史书流传至今。又如更早的《论语》，正是口述语录体，典型的“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产物。我们不妨说，在中国古代的史学界中，口述方法是长期受用的；自然在西方古代史学中，口述方法也是受用的。到了清代，乾嘉学派因政治压力而被迫致力于考据学，长年累月钻故纸，使得史学脱离现实，不单扼杀了新史学方法的探索，结果就连老祖宗原先所擅长的口述史方法也弃之不用，似乎是“口说无凭”。这真是遗憾至今，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
    “凡是没有史料（文字史料）做基础的历史，当然只得收容许多传说。这种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会自由流行，也会自由改变。改变的缘故，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国的历史，就结集于这样的交互错综的状态之中。你说它是假的吧，别人就会举出真的来塞住你的嘴。你说它是某种主义家的宣传吧，别人也会从这些话中找出不是宣传的证据。你说它都是真的吧，只要你有些理性，你就受不住良心上的责备。你要逐事逐物去分析它们的真或假吧，古代的史料传下来的太少了，不够做比较的工作。所以，这是研究历史者所不能不过又极不易过的一个难关。”[③]
    近代中国变革需要新史学，大兴疑古之风，新学与旧学形成强烈冲突，其中也包括迫使新人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探求突破，去搜寻新史料。梁启超先生就曾以狂飙言论横扫史学界，他写道：“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吾人做新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做。”[④]在他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将史料分类，有一类正是“传述之口碑”。其解释为：“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⑤]梁先生是针对中国传统史学界的“四蔽二病”而言，它们是：“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五、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六、能因袭而不能创作。”[⑥]在本世纪初，这种言论自是有理也有力，但在理论上则不足，因为作为史学工作者，如果将这“四蔽二病”反过来，知道了原先不知的“有国家”、“有群体”等等；反对原先知道的“朝廷”、“个人”等等，中国史学的进步依然很难说，毛病依然存在。本世纪的中国史学实践就是明证，恰如顾颉刚先生自述那样：“我常说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人家也就称许我用了科学方法而整理国故。倘使问我科学方法究竟怎样，恐怕我实知的远不及我所标榜的。”[⑦]此话中有他自谦之意，但也是他的实际感叹。问题就出在普遍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上，空头理论家的空话太多，而实践者往往受制于“理论家”，实践所产生的“真知”被自封的理论所禁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