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最早搞中国口述历史的专家，是美籍华人唐德刚教授，他从1957年开始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工作。他完成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书，在全世界发行百万册以上。他对口述历史的见解是：“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水；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11）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可惜不能作为定义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郭廷以教授领导时，接受了胡适先生和唐教授的建议，拟定了一个口述历史的访问计划，“其目的在广泛搜集当代人物的有关史料，为民国史留一忠实而深入的纪录，并备将来之研究”。（12）此计划从1959年12月开始执行，至1972年9月，由沈云龙先生负责，访问过70余位重要人物，一般每人谈话几十次，皆录音和整理成记录稿。此事成为该研究所当时一项重要工作，整理稿则从1982年开始，以《口述历史丛书》形式发表，到目前已有30多本出版。该所于1984年1月26日又成立口述历史组，继续新的访问工作，累计受访者已达160人以上。他们还在1989年10月出版不定期杂志《口述历史》，企图成为“中国口述史学”的公开园地。他们的近况由于联系中断，难以详述。总之，在台湾的口述史学，由于近代史所的牵头而得以形成和发展，他们一般采用美国式工作程序，以重要人物为访问重点，已经积累了30多年工作经验，收集到大量录音及记录稿。相比之下，我们内地虽有了一些零星的口述历史整理，但尚无系统的工作计划和措施；虽有了一些热心的口述工作者，但缺少一个牵头的学术机构来安排；而更主要的是口述史工作经费匮乏。（据说在美国，整理完成一盒录音带的平均费用是100至500美元）
    开发口述史学，是对死资料研究的一种互补。口述史料的重要性决不在文献档案以下，而且是档案中的一种。当前更因欠缺过多，而形成“抢救”活史料问题！回忆60年代初始，全国政协周恩来主席呼吁老人们写下自己亲历、亲见、亲闻之事情，遂产生大量回忆录，以《文史资料选辑》名称发表了100余部。限于当时情况，绝大多数回忆录的书写过程，没有历史工作者参加，而且主题内容有限定。到现在，了解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老人多已风烛残年，此时不“抢”，更待何时？笔者就经历过，两天前的约会，因老人去世而作罢。而且，许多老人愿意把经历介绍给年青一代，其中不少人是不愿意动笔而愿意讲述。那么，只有依靠科技设备和访问者合作，才可能获得活史料。还要注意一点，现在有一些创作者，以老人为居奇可用的材料，编创一些像历史的小说体传记。例如茅以升院士在1985年告诉笔者：现在有一本写他的书，书中的茅以升讲了不少他自己没有讲过的话。本来口述文学在中国是相当发达的，但它与口述史学范畴不同，历史的真假在史学中是不容混淆的，假得再合理也不能够算是真的。
    总之，中国口述史学的展开和研究，已经急迫地提到日程上了。我们应该承担时代的责任，不能再假装视而不见，更不能等待外国人来代替我们完成此项任务。
    笔者采用口述历史方法已经十几年，在国内走访过80岁至100岁老人近200人，整理录音，拍摄照片，经费自筹，设备是朋友赠送。今年完成一部口述史书：《早年留日者谈日本》，起因是1993年笔者在日本客座研究时，深感中日间理解之困难。回国即向早年留日前辈18人请教，将其中14人的录音整理出来成为此书。显然，笔者的访问计划与前述台湾近史所的计划有一点较大的不同，即不是以人物生平为中心，而是以研究主题为中心，请不同的人来谈同一个有意义的主题。笔者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是经费严重短缺而逼出来的办法，不过这办法颇有特色，很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