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的问题，文学家鲁迅也曾写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费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身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大摆史官的架子。”[⑧]而史学家翦伯赞则说得更明白：“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完；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⑨]翦教授把政府文告和民间言语绝对地对立，这恐怕过分了一点，关键还是具体的真实性。所以笔者比较注意姜蕴刚教授的一段话：
    “古史固然是由于传说得来，便是现代史乃至新闻材料，也都传说的。司马迁的最好史料是‘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淮阴侯列传赞）等，固是传说；而现在成都正在闹米荒问题，米荒的真正的内容怎么样，也多半是传说的，因为政府堂堂皇皇的布告着说米荒是由于四川人民之囤积不售，而人民则又说是由于政府中人之收买操纵。两者都由于传说，所以甚为含混。要是将来有人作史而根据这些传说，甚至以为实录的无过于当日报纸登载的新闻消息，则就无法明了这段史迹了。……因此若真要明了真相，恐怕还是如何去采择传说了。传说毕竟还是历史的动力，历史的存在还是依存于传说。”[⑩]
    今天的时代向历史学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要求解决大量过去没有探索过的问题；要求面对现实而追索过去根由；要求更充分地体现各种人群的特征；要求内容更翔实、更生动、更能从多方面说明或探索历史因素；要求不单有固定的、死的史料，还应当寻找活的、可能不稳定的、但远非死资料所能代替的史料；要求历史学者不单会在书房中寻找书本里的言外之音，还应该会田野作业，以丰富的多学科知识作武装，从书本以外抢救新史料；还要求历史学者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作更密切的有机联系，依靠现代科学工具，同时又抵制外界非学术性的利诱。等等。总之，社会和读者都向历史学者提出更科学、更迫切又更基本的要求。
    现实明摆着与要求的距离相当远，中国史学相当部分落在历史的后面太远了。就以近年十分热门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来说，大家很容易就看到：介绍外国文化理论多；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概念多，（并且多是在50年前就介绍过的概念）；而实实在在描述中国文化实况的书则太少，在文化理论方面则还没有达到50年前黄文山教授的水准。为什么一些浅薄的抄袭反能够哗众取宠？原因之一，正是认真地收集第一手中国文化状态，并能够客观地描述出来的基本工作很少人去做。人人都知道了解文化基本状态的重要性，人人都希望别人去提供调查，但很少人想到自己的研究方法有大缺陷，自己去下决心在史学上搞田野作业罢了。
    三、口述史学的重要性
    时代对当代史学者提出新的迫切的要求，当代世界上许多历史工作者早已注意到了，并且纷纷在各自领域内探索新方法。口述历史方法就是其中一种经过验证的好方法，并且早已有一大批研究成果。例如美国，早在1938年，芮文斯（A·Nevins）教授就提出了创议并进行了研究，终于在1948年录音机商品化并有了雄厚财力以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收集与研究。到70年代形成高峰，有研究和收集口述史料的机构300多个，有口述史协会（OHA），协会的刊物为《口述史评论》，协会还出版《口述史书目》以及大量口述史书，其中包括有关口述史学方法及理论的各种书籍，并保留和整理了大量涉及许多方面的口述史料。在欧洲各国也有相似的团体和成果，口述史学成为历史学界承认的一门新分支。日本也有类似的成果，他们使用在民俗学、社会学、生活史、女性史、技艺史等方面特别多，以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的早期工作为代表，其代表作为《远野物语》（明治42年）。70年代日本出版了许多口述史书，例如：《被差别部落的传承和生活-信州的部落·古老闻书》，柴田道子著；《证言米骚动》，北日本新闻社编；《新编我的昭和史》；《三十五年目的被爆者》；《花岗事件的人们-中国人被强制的记录》，野添宪治著；《闻书-丹波的庶民史》，奥谷松治著；《啊！野麦岭-制丝女工哀史》，山本茂实著；《民众的座》，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编；《海女》，濑川清子著；《生女的痛哭》，广田知子著；《日本的放浪艺》，小泽昭一著；《我是盲女》，大山真人著；等等。另外在1993年9月3日的日本《每日新闻》报纸上，介绍了国会图书馆公开解密的10个人的录音带，其中有町野武马大佐在1961年口述的“张作霖爆死事件”、牟田口廉也中将在1963年口述的“卢沟桥事件”、藤山爱一郎在1981年讲的“日中关系”等。由新加坡政府管理的新加坡口述历史馆，也工作几十年了，其中有工作者20多人，访问了1千多人，收藏有录音带1万多盒，出版有《新加坡先驱人物口述历史访谈目录》（1984年）、《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1989年）、《口述历史手册》（1988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