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口述史学的基本方法
    口述史学的方法是一种生动的综合方法。对于每一位有志者来说，需要在基本训练和认识观念方面进行综合培训；在准备、进行、整理、著书等各个阶段，需要掌握不同的条件与因素，以对应不同的难点；尤其在与受访者进行录音谈话时，文化修养和聪明的头脑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得到惊人的效果；还有，对工具的运用也有多种技巧。可以说，当你决定尝试用口述方法时，你已经开始冲破传统方法的拘束，已经在进行严肃的分析和勇敢的探索，值得在笔记中记下来了。笔者曾经听某人说过：“中国口述历史还没有提到日程上。”这是一种遁词，是懒汉的时间表。笔者也曾经见人写过，说是搞口述史学的人，要具备五大条件：（1）基本的史学素养。（2）足够的近代史知识。（3）写真传神的大手笔。（4）绣花针的细密功夫。（5）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这几条可是够吓人的，笔者要是在做这项工作之前看见，恐怕就会不敢干口述历史工作了。倒是如果将时间先后反过来看，即通过搞口述史，在这五方面都会有长足进步，我是愿意自我作证的。
    口述历史工作者除了有明确的思想性以外，还要运用复杂又细致的组织技巧。组织者-访问者-受访者-研究者，要从众多因素的配合中争取得到最佳收获，绝非容易成功之事情。组织者必须能够判断口述史主题和访问范围，还要进行筹集资金及管理工作。例如一个有意义的、有可读性的、可操作性的主题，也并不是一想就来的。组织者在主题范围内，要安排对访问对象的了解和制订访问计划，还需要申请和控制适度经费，约集访问者，配备设备，对访问的事前训练，访问中的资料管理，对录音的文字加工等一系列工作，组织者都必须照料到，任何一个环节出差错，都会严重影响工作进程，其中包括对知识产权的法律安排；访问者需要热情又实在，有训练的头脑及配备现代工具，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要准备吃苦头；受访者一般年龄偏大，事情较多，干扰因素也偏多，所以应该做好谈话的精神准备。又由于受访者回顾经历时，往往会受到事后经历的影响，使原来事情增加了变形的色彩。因此，当受访者与之谈话时，访问者警惕不要被动陷入受访者的变形观念中，但也不能够与受访者形成语言上的大冲突，这无疑是对访问者的更高要求，因为他是谈话的主导者；整理者及研究者在访问结束之后，利用宝贵的录音和相片，配合文字史料及遗物，将录音的声音提炼升华成口述文字稿，这是一种艺术性的工作，要将重复多余的言语删去，要处理好谈话中的矛盾不妥处，要处理好谈话与文字史料间不一致的地方，既要保留受访者谈话特色，又要文字通顺；最后写成文字稿形式的口述史料，再经受访者审查签名同意，就可以为研究者使用或者编辑公开发表。以上各个环节，如果没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和合适的方法，恐怕是难以成功的。这些相关人士如想完满成功，最重要的是密切合作和严格的工作程序，因为调动不同资历的老人为一个访问主题而向你“口吐真言”，这本身就说明工作的难度和乐趣，其间很大程度是依靠访问者的准备和现场的表现。
    五、中国口述史学目前的困难
    经过70年代国际上口述史学的发展高峰后，目前国际口述史学是进入轨道的平静，他们抱怨的是录音太多，多到了难以整理出其中有用的部分。
    笔者在1989年曾著文：“中国口述史学刍议”，（13）呼吁将中国口述史学安排进国家研究计划中，并希望至少有一个学术机构出面来承担。但是很遗憾没有得到回应。1995年笔者又写了两个申请报告，也是如石沉大海。
    国内学术界中一些人对口述史学各有各的看法，有兴趣尽管谈，象彭卫、孟庆顺、沈固朝等先生都发表过言论，关心中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可行性，还提出不少方案，涉及社会史、生活史、妇女史、心理史、民族史、戏曲史等等方面。他们希望通过讲述中国口述史的重要性来呼吁别人做此项工作，而笔者略有不同之处就在起而行，从几个迫切的主题展开口述访问工作。
    目前国内热心的探索者太少，这恐怕与我们的学风有关系。学术界中坐而论道的学者颇多，评头论足的也不少，深受门户派别、官位职称的干扰。要想认真尝试田野作业与书斋作业相结合的实践，用一用口述方法，尚非易事。因为只有历史才永远承认这种辛苦劳累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