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先生说，如果我们试图重新寻求描述中国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的新概念，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是不宜生造词汇；二是与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有可比性；三是比较能够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从这些标准出发，也许采用上古、中古、近古和近代的概念，来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形态特征，不失为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具体说，秦朝统一前可以称为上古；秦汉是中古早期，魏晋隋唐为中古盛期，宋元明清为中古晚期或称近古时期；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社会进入近代时期。（注：张国刚：《本土化：重建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根本》，《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对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是近年来史学理论研究的最大亮点。社会形态问题，也是一个实证的问题，是对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抽象；抽象的正确与否，应该接受历史实际的检验。但是，以往的人们则把它尊奉为一个先验的无须论证的不可更移的定论，一切民族，不论他们面对的历史环境如何，不论他们进行了什么样的创造活动，他们的历史过程都无例外地必须经历五种形态。对五种形态理论的质疑和否定，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历史学家的思维，使他们开始行使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完全自由地面对中国历史的进程，进行独立的分析和判断。这场讨论及其成果所带来的精神解放和学术繁荣，是无可估量的。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问题，才可以正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问题。然而我们看到，一旦摆脱了以往的精神束缚，人们思考的积极性便空前的高涨起来，情绪化的色彩一时压倒了理性的成分，在关于中国社会形态的讨论中，不少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抽象，都多少带有一些随意化的色彩。不管从抽象的理论层次上看，还是从概念的规范性上说，都还显得有些浅薄或幼稚。然而这并不可怕，并不是我们否定它的理由。有幼稚就有成熟，它只需要假以时日。重要的是，我们毕竟有了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的良好的开端。
    3.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未来命运
    何兹全先生说，唯物史观在21世纪、在今后的命运会如何，我的认识是：（1）在近期，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涌入，中国现代化向深处走，西方人文科学的影响会在中国更发展，更为多数人所执持。（2）但我相信，随着历史科学的发展，历史研究的深入，对人类社会历史实际认识的深入，辩证唯物史观会再次回来，为史学家所接受。真理，在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之前，是打不倒的。（注：何兹全：《我所认识到的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联系》，《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1期。）
    瞿林东先生认为，21世纪中国史学仍将同唯物史观保持密切的联系。要关注四个方面的问题：（1）从严重教训的阴影中走出来；（2）进一步认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价值；（3）在唯物史观与具体的研究对象相结合的过程中，推动理论上的创新；（4）运用唯物史观，要有气度，要有吸收那些有益的理论和方法的雅量与勇气。（注：瞿林东：《唯物 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南开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于沛先生认为，迈入21世纪的唯物史观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挑战：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被误解和歪曲，重新回到马克思，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其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上出现了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国内历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倾向。再次，外国历史学理论思潮大量涌入国内，但多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致使在一些人心中，误认为这些理论可以代替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最后，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代社会发展和科技革命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的理论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作出回答。（注：于沛：《21世纪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南开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郭小凌先生说，唯物史观同历史上的许多论证严密的理论体系一样，经过客观历史的剥蚀销解，露出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缺陷，从而引起部分老一代唯物史观信仰者的怀疑，遭到部分新一代史学工作者的冷落。这是一种富有活力的理论体系在结出累累硕果之后所付出的代价。在务实尚新的21世纪，唯物史观的命运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为人类的历史反思继续提供有效的思想武器。他对唯物史观的命运并不悲观。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有效地解释历史的方法并没有过时，原创的唯物史观在21世纪仍然要表现出难以否定的合理性。如何在新的世纪里继承和发扬唯物史观，将是人们必须应对的挑战。（注：郭小凌：《唯物史观仍然是一种有效的认识历史的方法》，《南开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李振宏说，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历史穿透力，它以人们的经济活动为基础去观察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的特有的思维角度，证明了它是一种很具特色的史学派别，它在21世纪顽强地生存与发展是没有疑义的。但其发展，可能与20世纪有着不同的形式。（注：李晓英：《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纪要》，《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