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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要体史书的创立(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7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 郑明 参加讨论

武功县处于京兆地区,隋大业中,唐高祖李渊为岐州刺史,居住在武功。苏氏作为该县首户大姓,与李氏家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李渊居武功时,苏世长“常陪侍”⑥,唐王朝建立后,常以“武功旧人”自居,高祖也因“与之有故”而不追究苏世长等人曾经追随王世充之罪⑦。苏氏先后任相可考者有苏良嗣、苏瓌、苏颋等人,被选为东床附马的有苏勖、苏彦伯、苏震等人,至于任各部尚书、侍郎及州刺史一级高级官员的更是代出不穷,成为李唐王朝所信任的一支重要的辅翼力量。
    其次,苏氏冕、弁兄弟曾任要职,熟知朝章,谙悉故事。苏弁本是一名九品县主簿,建中四年(783)十月,因奉迎有功,得到德宗信任, 立即加试大理司直(从六品)之职。朱泚平定,跟随回京,正式受职所任的监察御史品位虽低,只是正八品下,但职据要冲,“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太府出纳皆莅焉”⑧,与文官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同为日参官,号“常参官”。接着,苏弁历三院,由察院的监察御史而为殿院的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下),再任台院的侍御史(从六品下),累转仓部郎中(五品)等,到贞元十二年(796)九月, 德宗“特开延英,面赐金紫”,授为度支郎中。金紫是唐代正三品以上官员的服饰。《唐会要》卷三十一《章服品第》云:
    上元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敕: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十三銙。
    而且唐人服饰不视职事官而视阶官之品位,虽现任宰相、中书侍郎、六部尚书,如果“散官未到金紫银青,则非赐不得衣紫”⑨,赐金紫,实际上是给予相当于宰相的地位和荣誉。贞元十三年(797),苏弁受命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任此职者,前有刘晏、韩滉、裴延龄等,后有于{K1AA03.jpg}、杜佑等,都是参与机密,掌握国家最高层动态,为皇帝所信任的人物。从建中到贞元的十四年中,苏弁从副名举足无轻重的县主簿,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重臣,熟悉了朝章,积累了经验。
    前已言及,苏冕任职,史载不详,仅知其曾为京兆府士曹参军而已。这仅仅是一个七品的幕僚官。但是京兆府的府掾幕僚之职,却曾使许多人趋之如鹜。《旧唐书》卷一三八《姜公辅传》云:
    ……应制策科高等,授左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岁满当改官,公辅上书自陈,以母老家贫,以府掾俸给稍优,乃求兼京兆府户曹参军,特承恩顾。
    同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云:
    (元和)五年当改官,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
    白居易得为京兆府户曹参军后,举家同庆,贺客盈门。白氏特作“初除户曹,喜而言志”诗一首以示欢庆之意⑩。由此看来,苏冕之任京兆府士曹参军一职,或许也有缘由。
    此外《全唐文》卷六三三有苏冕《谢加正议大夫表》一文,其文如下: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书,以臣职理粗进,加正议大夫。朝命远临,天慈曲被。感戴殊造,震惊失图。臣出自书生,谬分旌钺,拙自无援,孤贞失徒。虽封域{K1AA01.jpg}安,恭凭理化,而涓尘靡效,实惧素餐。属瘴疠为灾,私门多衅。愧无烈士之死志,而有犬马之贪生。辄状表章,陈乞骸骨。遇陛下宽一戮之责,起将废之魂。因请退之诚,增进秩之典,宸光独照。加以无左右之容,无龚黄之政,猥蒙天地之德,载于金玉之音,是则陛下切思理之心,以风海内,而臣受分忧之寄。谬窃宠荣。成命已下,不敢固让。受恩益厚,期于杀身,无任感戴屏营之至。
    按唐制,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赐双旌双节,行则建节,树六纛。旌以专赏,节以专杀。节即节钺,符节和斧钺,古人用以为军事大臣标志。故唐人常以此称呼节度使。《文苑英华》载郑璘《授安友权安南节度使制》有言:“伯侯之崇,列于藩瀚;旌钺之寄,属在忠劳。”因此,苏冕的《表》文反映作者曾旌钺一方,似乎是在岭南瘴疠之地任节度使。正议大夫为唐朝四品散官,授予此官者一般是相当于六部侍郎一级的职事官。《表》文又云“成命已下,不敢固让”,似苏冕已受任此官。惜文献不足,仅此一条孤证,故不敢据此遽作断言。
    不过,无论苏冕曾任何职何官,他熟悉唐代的典章制度和祖宗故事,在当时是颇为有名的。李肇《国史补》已明言:
    大历已后专学者,地理则贾仆射(耽),兵赋则杜太保(佑),故事则苏冕、蒋{K1AA01.jpg}。
    第三,苏氏冕、弁兄弟有藏书二万卷。据史载,著名史学家韦述当开元天宝之“盛世”,而韦述又“典掌图书余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又是“性嗜书”,也只不过蓄书二万卷。却被誉为“秘书不逮也”(11)。蒋{K1AA01.jpg}得外祖著名学者吴兢的藏书,自己又居史职二十年,也仅是“家藏书至万五千卷”(12)而已。因此,苏氏兄弟在战乱之际,能拥有二万卷书籍,是十分可观的。
    苏氏兄弟又于贞元十四年(798)同时遭贬, 这就为《会要》的编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和条件。可以想见,当苏弁、苏冕弟兄俩身居要职琐务缠身之际,大约无暇著书,即便是志在于兹,也只能是留意收集资料,缵集故事而已。只有至贞元十四年俩人同时贬官失权之后,方有时间和精力整理原来收集的资料故事,并利用自己家藏的丰富典籍编撰著述,于贞元十九年将《会要》四十卷完成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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