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氏兄弟编撰《会要》一书，是出于他们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社会现状的迫切需要。
    贞元时期的李唐王朝，内忧外患交困，政治危机四伏，社会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呈现出与仅隔四十多年以前的开元天宝“盛世”迥然不同的严峻局面。
    开元天宝时期，唐王朝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时期，《新唐书·食货志》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之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
    唐德宗时期的史学家沈既济也称安史之乱前“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18）。这些溢美之辞表现了言者对开元天宝“盛世”的仰慕之情，也反映了“盛世”社会的经济繁荣，政治比较安定的现实，从天宝十四载（755）起，到广德元年（763）结束的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作为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使其统治中心区域经济繁荣的景象，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战乱造成“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14），“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15），“及两京平，米斗至钱七千，鬻籺为粮，民行乞食者属路”（16）。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割据于内，吐蕃为患于外，唐朝政府却无可奈何。唐德宗建中年间，又遭朱泚之乱，到贞元三年，已是“诸州户口减耗，三分去二”，关中地区“北至河曲，人户无几”。尽管刺史“析户以张虚数，或分产以系户”（17），也无法掩饰人口锐减经济萧条的事实。
    政治斗争也以安史之乱为分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变得更加严重了。安史之乱前所谓的叛逆，往往是宫廷内部父子、夫妇、兄弟之间争夺皇位的斗争，而安史之乱，则本身就是一次公开的臣叛君、下逆上的政变。此外，天宝十五载（756）五月，羽林军竟敢在马嵬驿擅杀皇帝的宠臣宰相杨国忠，并逼迫皇帝下令缢杀杨贵妃，这实际上也是蔑视皇帝至高无上权威的一次行动。此后，皇权日益被亵渎，藩镇割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庭，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互相勾结，对抗中央。唐德宗即位前期，先有以朱滔为盟主，四镇联合抗唐；不久又有李希烈、朱泚称帝，甚至发生了将唐帝赶出京城长安之事。事实表明，李唐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人们十分怀念过去不久的盛世社会，德宗皇帝仰慕祖宗的政治，特取“贞观”、“开元”各一字，改年号为“贞元”（18）。不少有识之士也在寻找救国之方、回天之术。历史学家往往注重历史的经验教训，习惯于探索典章制度的优劣得失，希望从祖宗故事中找到良药。因此，《会要》以及其它一些有资治借鉴作用的典制著作如《通典》等于此时相继问世就不是偶然的了。
    众所周知，贞观、开元等“盛世”的出现，从根本上说，当然是广大劳动人民长期辛勤劳动的结果。但也不应否认，这与唐朝统治者吸取隋“二世而亡”的教训，重视统治艺术，讲究统治方法，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改革和厘定了各项具体制度，从而强化了集权统治，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以及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各集团、各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关。可是，唐朝统治者根据长期的统治经验而建立和逐步完善的各类制度，他们赖以实现其统治的有效的政府机构等，到唐德宗时，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唐朝前期实行的以租庸调为基本内容的赋税制度，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而破坏，致使“王赋所入无几”（19），德宗建中元年（780），由杨炎建议，改行两税法。又如唐朝前期中央政府实行三省制度， 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六部分署执行，三省长官为宰相，各自建制，互相制约，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政。及安史之乱，两京陷没，逃亡之中，群臣散失，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局势，处理繁重的事务，作为权宜之计，皇帝大量使用身边的亲随人员直接参予政事的处理。久而久之，这些“内职”人员的权限越来越大，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德宗时期，陆贽以翰林学士而独掌制诰，代行中书之权，人称“内相”。当时尚书省六部各司的职能，由于各种专使职权的加强而削弱，有的形同虚设。各机构中缺员十分严重，建中二年（781）沈既济上疏论云：
    中书、门下两省常侍、谏议、补阙、拾遗，总四十员，及常参待制之官，日有两人，皆备顾问，亦不少矣。中有二十一员，尚阙人未充，他司缺职，累倍其数。（20）
    《唐会要》卷五十五《中书舍人》载：
    贞元初，中书舍人五员皆缺，在省唯高参一人，未几，亦以病免。
    四年二月，六员舍人皆缺焉。
    地方官吏减员也令人吃惊，据《唐会要》卷七十四《选部上·论选事》云：
    河北、河南、关中，止计官员大数，比天宝中三分减一。
    而且，百官群僚大多素质极差，他们往往于“当代礼法，无不面墙”（21），不了解各类典章制度的内容及其始末根由和发展变化，“高谈有余，待问如泥”（22）。“官曹虚设，禄俸枉请”（23），不能胜任自己的职责。贞元十八年（802），德宗间神策军建置之由，竟然相府“不知所出”，集贤院“学士甚众，悉不能对”（24）。当时因为没有干才，至使中书舍人权德舆“独直禁垣，数旬一归家（25）”。对于这种状况，唐德宗极为不满，他说：
    朕承祖宗之鸿休，获主神器，任大守重，惧不克堪，思与贤大夫共康理道，虚襟以伫，侧席以求。而群议纷然，所见异指，或牵古议而不变。或趋时会而不经。依违以来，七年于兹矣！（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