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科化的深入：如何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
    人类几千年的社会历史到底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特征是什么？我们现实生活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一系列问题，随着现实革命运动的开展而合乎逻辑地依次展开了，集中体现这一变化过程的便是关于社会性质、社会史的大论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准确地了解国情，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有人以中国“国情特殊论”，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能适应中国国情，否认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共产党内也受共产国际内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争论的影响。尤其是陈独秀等人受托洛斯基影响，认为1927年后中国社会已成为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否认反封建的革命任务。1929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利用先秦文献，结合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写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作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承认历史是人类社会史这一前人共识的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创榛辟莽，率先对人类社会史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以确凿的证据论证了奴隶社会的存在，给中国古代的人类社会画出了一个轮廓，并且明确指出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性。
    郭沫若说：“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纪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续篇。”（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版，《自序》。）这部著作的问世，又引起了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吕振羽写出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社会史纲》、《中国原始社会史》等一系列论述古代社会的著作。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社会史》，周谷城的《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现状》也适时出版。另外，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熊得山《中国社会史研究》，易君左《中国社会史》，萨孟武《中国社会政治史》等著作也相继面世。赞成者、反对者纷纷发表意见。这里，我们无意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作具体的评价，只是从宏观上分析历史学所关心的问题及其走向。首先，参加论战各方都是在承认历史是人类社会运动发展史的共识下展开论辩的。其次，论辩的各方都试图运用各自的理解和需要，来阐述和描绘中国社会发展史。第三，论战各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有一条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如何认识人类社会史的问题，成了此期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而且，经过论战，唯心派、唯物派两方都从中得到了提高，此后，都把研究的重点深入到社会经济结构之领域，《食货》半月刊的创刊即是这种转向的明证。从历史学学科化进程的角度观察，历史研究从社会政治领域转向社会经济结构层面，正是学科化进程进一步展开和深化的标志。
    1938年出版的翦伯赞著《历史哲学教程》，是对此次大论战的较为全面的理论总结。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学学科化建设上的重要文献。该书系统论述了历史理论中的一系列问题。翦伯赞首先指出“历史哲学的任务，便是在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性。”（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页。）并就以下问题进行了着重论述：
    （一）历史科学的任务和阶级性。翦伯赞说：“历史不是谎造的故事、小说和神话，所以它不是少数人‘有趣的音乐’，而是人类在其生活的长期斗争中所展开的社会经济形态之发生、发展与更替的相续的诸过程。社会一切文明的过程，都是劳动者血与火的纪录。”（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页。）在他看来，历史科学的任务也就是以说明人类生活斗争的实践及其发展为任务的现实的及实证的革命科学。而且，历史科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要求人们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对历史进行阶级分析，“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去消灭站在劳动大众对面的那个阴影”（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3页。）。批判了为历史而研究历史的主张，把历史与社会经济形态联系起来，把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政治领域引向了经济领域，并较早地论述了历史科学的阶级性。
    （二）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翦伯赞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都是经过同一的相续的诸发展阶段，具有其一般法则。然而由于空间的地理等条件的歧异，也能给予以各自不同的特殊性。所以历史科学的研究，固然要以一般的发展为前提，但只是理解一般地法则性或世界史的一般发展途径是不够的，因为世界史发展的一般法则，并不能把特殊性摒除；反之，必须从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其特殊性的统一的探究中，才能复现各民族与各时代历史之具体的内容。”（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5页。）所以，历史研究不仅在探求一般法则，而且探求特殊形势，即是说不仅在从多样性的具体历史中抽出其一般性，而且还要从其一般性中去认识其特殊性。同时必须辩证地顾及到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域之历史的特殊法则。虽然这种特殊性，又经常地从属于一般法则，但特殊性却又正是个别民族历史的具体内容的构造之重要契机。所以凡是毫不顾及特殊诸关系而拖出来的一般性的法则，结果一定会被我们观念论者牵引到抽象的结论上去。
    （三）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他认为一切的文化民族，在其历史的初端，都经过氏族社会的阶段，“阶级社会是对历史的第一个否定，因为它否定了无阶级社会；然而社会主义社会又要否定阶级社会，这便是历史之否定之否定。但是这种作为否定之否定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原始的氏族社会之复归，而是更高级的无阶级的共有的社会经济形态之建立”（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42页。）。从理论上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