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论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基本理论，对人类社会经历过的五种社会形态进行了分析。尤其说明了中国上古史中原始无阶级社会的存在及其现实意义。
    （五）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他说：“总之，人类历史的推动力，决不是个人的意欲，而是站在这种意欲背后的作为人类生活资料之物质的生产与交换。所以史的唯物论是从以下的命题出发，即生产及次于生产的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历史上所表现的一切阶段上，作为其变动之根本的动力的，不是永恒的理性，而是生产力的发展。”（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91页。）批判了神学、玄学和实验主义的观点，批判了观念论者的理性观念，批判了历史动力的人类“意欲”说，批判了“道德论”和“暴力论”。较早地从历史理论的角度提出历史发展动力的问题。
    （六）历史创造者问题。翦伯赞在1939年再版《历史哲学教程》中，以“群众、领袖与历史”作为再版代序，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力量。认为“历史是被群众、被革命的劳动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广大人民所创造”（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再版代序第17页。）。
    作为社会史论战的理论总结，翦伯赞就如何认识历史的一般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既指出了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合法则性，批判了中国“国情特殊论”，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适合中国；又指出要重视中国的历史事实，从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以克服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错误。但是尽管如此，此期的史学著作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都过分强调了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统一性，忽视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理论讨论，多由此而引发。
    翦伯赞早在30年代，即对历史学科中历史理论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加上五、六十年代他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两文中所论及的十二个问题，几乎涵盖了整个历史学科的基本范畴。直到80年代，这些问题依然是人们讨论的热点，而翦氏的结论依然是讨论的指导原则。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翦伯赞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学科化建设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要稳固这一新生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另方面又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这给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新的任务，也对观察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认识。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观从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当时，对唯物史观的理解略有不同，有代表性的意见是刘大年1953年在《中国历史科学现状》中的阐释，“承认有阶级的社会底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注：《光明日报》1953年7月22日。）。这是1939年1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译本中的基本观点，1941年延安新华书店出版的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即沿用了这一观点，在延安和广大解放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革”中，这一观点被极化为“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注：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历史研究》1965年第6期。）。以后，针对这种极“左”观点，有人认为这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即从用阶级斗争手段改造当时社会的政治角度对文明史内容所作的表述，而当他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历史的内容时，提法就全面得多。这带动了对人类社会历史内容的全面把握。认为“由带着不同目的、按照不同方向活动的活生生的人们的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全部成果，就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内容。”（注：蒋大椿：《历史的内容及其前进的动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人类社会历史从政治领域到经济领域，又扩大到人类实践活动的各个领域，历史的内容进一步拓宽，历史视野较前大为开阔。
    （二）社会形态的理论。五、六十年代有关社会形态的理论，五种社会形态说占绝对统治地位，稍有异议，便立即被打成右派遭到批判。“文革”后，对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的讨论逐渐活跃起来。对社会形态的含义、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社会形态发展的不同模式、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古代史分期等问题，均展开了讨论。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为了适应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反对中国“国情特殊论”，突出地强调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强调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强调了五种生产方式由低级向高级的依次发展。解放后，这种基本看法，仍一度占支配地位。“文革”后，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和历史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到历史和现实都不是按照一个统一的模式单线地向前发展的。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理论受到普遍重视。这是二、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的继续、深入和发展。
    （三）资本主义萌芽与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由于对古史分期有不同意见，但是，即使按照魏晋封建说，中国封建社会也长达1,500年，相对于西欧封建社会来说，仍然很长。为什么封建社会这么长？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这么晚？这是近代以来面对强烈显明的中西文化对比，以及西方强盛、中国衰落的现实而必然出现的问题。这个讨论以空前的规模，出现了几次全国性高潮。讨论的突出特点是对中国所有、西方所无的小农经济、农民战争进行了猛烈抨击，明显地带有世界历史的西方中心论倾向。
    （四）关于历史创造者、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主体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长期以来的共识，人们很少怀疑过。“文革”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人们开始重新思索历史客观进程中人（即主体）的作用问题、人在历史面前、规律面前是否束手无策？作用如何？这一讨论随弘扬人的主体性的讨论而高涨。讨论中对如何正确估价剥削阶级的历史作用以及个人的历史作用等问题，较前均有发展，这是和平建设时期的历史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反映。
    （五）历史发展动力问题。革命战争年代，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和平建设时期，历史发展的动力又是什么？这是历史工作者不能回避而又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经过讨论，人们普遍认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必须把生产斗争、生产力的发展放在第一位来加以考察。使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又进一步深化了。除此之外，人们还对历史上的科学发明、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历史上的战争、少数民族发展史、中西交通史以及历史上的改革、改良与革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注：参阅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版，《绪言》。）
    纵观此期历史理论的讨论，从社会历史的总体认识到各阶段历史具体形态的考察，再到历史的构成、历史发展的动力以及普通百姓特别是脑力劳动者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对历史理论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