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因为史学自古有“资鉴”的功能，所以，人们总是强调史学要为现实服务。在革命战争年代，史学更是革命家宣传革命的政治工具。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范文澜等人提倡“厚今薄古”，对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60年代，由于“左”倾思潮影响，一些人便以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研究，提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口号，结果导致“文革”时期影射史学横行。80年代初，在声讨影射史学的同时，为了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尊严，人们又提倡纯学术的历史研究。认为至少应存在完全不带任何其它目的的纯历史学术，也存在直接满足现实政治和社会需要的应用史学。（注：蒋大椿：《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1期。）近年，要求史学家要有独立人格，历史学要有独立品格的呼声日益高涨。
    （四）历史研究方法。除人们原来惯用的阶级分析方法之外，又对历史主义以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对援引自然科学方法入历史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在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系统论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针对从前只重物理不重心理，只见阶级不见个人的弊端，人们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写出了不少心态史学方面的著作。这种种现象都说明，新时期以来，史学工作者加强了对史学自身的学科建设，史学工作的自觉意识增强了，历史学正在日益形成一套有学科特色的理论体系。
    四 学科化的完善：历史学社会功能的探索
    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价值）的重视和探索，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之一。从孔子作《春秋》到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从垂训史学到资鉴史学，其根本出发点，都是为了探索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以便于经世致用。难怪封建帝王如唐太宗曾慨叹“大矣哉，史籍之为用也”！史学家如刘知几则更是主张史学为社会“申以劝诫，树之风声”（注：转引自瞿林东：《史学与史学评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可见，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历来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所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无疑成为历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初的史学家梁启超，也是为了实现其社会政治改革的理想，而从事于史学研究和新史学建设的。30年代，杨鸿烈在其《史学通论》中认为：“人类所以异于禽兽，文明人所以异于野蛮人，都在乎有无记载过去经验的史籍，而历史功用之伟大也就可从这点推想得出。”（注：杨鸿烈：《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13页。）并将历史学的功能详细概括为以下七点：第一，历史对于存在的事物固能说明其原始的情形，即现时已不存在的事物，只要有根据，也能追述，使我们在可能范围内都得个彻底的了解。第二，历史把各种殊异的社会陈列在我们之前，使我们了解并且承认一般社会的风俗习尚都常有变更，这样就可以将我们畏惧改革的传染病治疗得好。第三，历史自近世扩大范围之后就很能纠正我们自古以来相沿袭的“时间”的错觉和“空间”的狭隘观念。第四，历史对于过去一切进化都加以考察，使我们知道所有人类的变迁都由于劳作工具的改变而来，这样就可避免如应用一切生物学的类同定律或其他唯心主义等类来解说人类的进化。第五，历史能使我们认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第六，历史是研究各种社会科学的入门，所以凡具有浓厚的历史兴味的人，其智识实已臻成熟，故学者不可不研究历史以养成此种兴味。第七，历史是使我们能超越“小己”的最有效的工具，所以研究历史即可养成深厚的同情心。并且指出，要使历史的功用加大，第一应该极力的求“通俗化”。第二应该极力求“普遍化”。对五洲万国都是一视同仁，记载史事不要有畸重畸轻的毛病，对于东西洋文明是一样的尊重。（注：杨鸿烈：《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13-137页。）这是此期关于历史学社会功能的较有代表性的总结。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即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后来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号召大家学习历史知识。毛泽东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成为后来史学界阐述历史学社会功能的主要依据。尚钺在1953年说：“不深入地研究今日的中国社会（现代史），就不能深刻地了解现实的具体的革命实践，固然难免要犯错误；不研究昨天（近代史）和前天（古代史）的中国社会，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和产生、发展于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的革命实践，也很难有深刻的认识。”（注：尚钺：《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历史教学》1953年第5期。）强调了历史学对于革命实践和政治决策的重要。周谷城说历史要为现实服务，要把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讲清楚，强调了历史学对于人的教育作用和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注：周谷城：《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文汇报》1958年4月14日。）郭沫若认为，学习历史，“通过历史来教育人民，教育后代，甚至教育人类”（注：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光明日报》1958年6月10日。此部分笔者参考了《中国历史学四十年》，肖黎主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5页，特此致谢！）。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作了更深远的阐发。
    长期以来，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史学工作者裹足不前，对经典作家的论述做教条化、公式化、僵化的理解，把经典作家的任何具体论述都奉为金科玉律。把社会历史的发展简单化为几种生产方式的更替，丰富的历史画卷变成了干巴巴的几条筋。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统一性做静止、僵化的理解，忽略了历史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偶然性和多样性。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生命也被束缚和桎梏。随着现实社会的剧烈动荡，特别是苏东剧变，人们不禁对经典作家的一些论述进行了再思考。这自然要影响到史学。史学能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能否预测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除此之外，历史学还有没有用？有什么用途？对此，新老史学工作者又进行了深入有益地探讨，拓宽了历史学社会功能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