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史学虽然在编史的物质条件上远不如官方，甚至受到当权者的种种压抑和限制，但却始终是中国古代最为活跃的史学发展因素。他们的史学活动并不像史官那样完全从属于朝廷和受到君主与大臣寸步不离的干预，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钦定旨意也并不对其史书编写直接发生作用。一部分与社会下层有较多接触的史家，由于对民情疾苦有较深的体察，其头脑中的封建正统观念还受到一定冲击，甚至萌发出某些反专制、反暴政、反正统的观点，故其史著往往能较官修史更多地反映民间社会的情况，表现出一些进步的人民性倾向和比较深刻的史学思想。另一方面，在史书编纂中，也不会出现史馆集体修史时常见的那种“搁笔相视，含毫不断”〔11〕的相互牵制扯皮，因而得以较好地发挥个人的才智和主动性。在治史方法和史书编纂体例上，与墨守成规、日趋僵化的官方史学相比，尤能时有创新。古代最有成就的史学家和史学名著，大多出自私家，原因就在这里。至于历代私家野史的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内容之富、史学思想之活跃深刻，那更是官修史所不能望其项背的。私家野史的记载，在严谨性和史料价值上固然参差不齐，有时不免传闻失实，但它留下了大量有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情风俗方面具体细微的描述，有的还暴露了一些为官方有意隐讳或歪曲的“秘闻”真相。凡此，皆足补官方史学之阙。
    以上可见，官、私史学的相并发展，既有各异其趣、甚至矛盾冲突的一面，客观上又起着互为补充、互相推动、相得益彰的作用。这正是中国古代史学较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发达和丰富多彩的基础所在。
    二、西方古代：从私史为主到教会垄断一切
    西方古代的史学，则没有形成如此明显的官、私两大发展系统。古希腊的史学，一开始就产生于民间，撰写史书完全是私人的事。如“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一生行踪漂泊，从未任过高官，其《希波战争史》无论就取材还是内容看，都洋溢着浓厚的民间社会气息。修昔底德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一度身居高位，然不久即因“贻误军机”遭革职放逐，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主要是在流放中撰写的。古罗马的史家，固然大多社会地位很高，但他们撰写史书一般并不负有官方使命。
    古希腊、罗马史书既多出私撰，则其史料搜集也不能不全凭个人之力，这在当时缺乏系统官方记载和其他文献资料的情况下，自不免使史家的眼界大受限制，以致除极少数如希罗多德那样游历丰富的史家外，大部分作者的记载都只能以其本人的经验见闻为限，像中国古代纪传体（包括志、表）一类系统叙述一代历史、地理、民族、人物事迹、政治制度、文化、经济各方面详情的史书可说几乎没有。西方古代史学形成以记当代见闻为主的传统，显然也与受此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有关。 “historia”一词不仅在希罗多德时代是指通过询访目击者考究事实真相，即使在罗马帝国的塔西佗（约55-120年）那里， 也仍用以“表示他对亲身所见的那个时代（69-96年）的记录；而当他记述更早一些时代时（14-68年），他把他的记述称为‘编年史’……在古代，甚至在中世纪，‘historia’一词还未被用于指过去的事件。而且，在那个时候，这个名词含有在时间上多少有点固定而延续不是太长的意义。”〔12〕这种传统，对西方古代史学发展的直接影响在于：（1 ）明于当代而昧于古代。美国学者班兹（1889-？年）就曾指出，西方“古代史学之全体而言，大体皆属当代史是也。神话稗闻而外，此派史学家罕有能‘发见’过去者。”〔13〕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到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4-公元前122年）大多如此。（2 ）详于个人经历而疏于时代历史全貌。多数史家往往习惯于记载见闻，一旦越出这个范围，便易暴露其在历史综合能力等方面素养的不足。如号为“希腊三大史家”之一的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公元前350年），在《远征记》中描述其参与希腊雇佣军的冒险经历相当翔实生动和成功，堪称“叙事史中的杰作”〔14〕。但其另一部下工夫最多、期望更大，试图成为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续编的《希腊史》却大为逊色，以致被后人讥评为：“除掉个人经验之外，色诺芬对其他均茫然不知。这部编年史缺点很多，作为一部整体历史来说，大事记载的连续性也很难令人了解。”〔15〕因此，柯林武德认为，古希腊史学强调目击者证词和当代史记述的特点，虽然奠定了其“记述之非常的坚实性和一贯性的基础”，但从历史学发展的角度看，也带来三种局限：一是“不可避免地强加给它的使用者以一种历史眼光的短浅性”，他们的记述一旦越出“活的记忆的长度”，就变得非常软弱不定。二是使历史学题材大受限制，史家“所能写的唯一事情就是发生在他能够与之有私人接触的那些人的记忆之中的事件”，以致成了“他那一代人的自传写作者，而写自传并不是一种职业”。三是难以“把各种特殊的历史集合成一种包罗万象的历史”〔16〕。这种趋势发展到后来，使古希腊、甚至罗马的历史写作越来越成了少数身居朝廷中枢，参与或熟悉当时各种政治、军事和上层权力斗争内幕，以及有着特殊经历的人涉足的领域。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代撰写回忆录成风，也包含着这种史学观念的影响。
    西方中世纪也间断地出现过一些官方修史活动。如加洛林王朝在查理曼统治时期（768-814年），不仅要求每个寺院将历年大事记载下来，还组织一些教会人士在宫廷内编写了《大洛尔什年代记（741-829）》，这部“宫廷日志”，充满了对加洛林王朝特别是查理曼大帝的颂扬之词。不过这种趋势并未一直持续下去。九世纪中叶，随着加洛林帝国的衰落和解体，其官方修史也就此终止。英国西撒斯国王阿尔弗烈德统治时期（871-899年），也下令编纂过一部具有官修性质的宫廷编年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十三世纪时，德、英、西班牙等国还设立了王家正式史官（Historiographersroyal）。 尤其是法国卡佩王朝以后，此制持续时间较长。但是，由于西方中世纪未能形成中国那种较长时期的中央集权统一王朝，尤其是一个个在政治制度、文化、疆域上差不多完全前后承继的所谓“正统王朝”，因而始终未能建立中国那种规模完备而延续不断的史官制度。即使断续设置过一些史官，其作用也绝不能与西方史学发展过程中蔚为巨流的私史相匹敌。
    再从文化演变的背景加以审视，中西古代史学也存在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