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古代改朝换代频繁，而制度文化依然保持高度连贯发展的情形不同，西方古代的政权更迭，常常包含着民族统治秩序乃至文化机制的变动。因此，中国古人那种牢不可破的“天下一家”、道统一贯观念，在西方古代很难为人普遍接受，他们很早就开始感受到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永久地主宰“世界”历史命运的现实。诚如意大利现代史家克罗齐分析的那样：“罗马曾经一度把世界踩在脚下。但他们知道，胜利的女王有朝一日必然会从她所一度做过的女王变成奴隶，”就像历史上波斯继承巴比伦和马其顿取代波斯一样，罗马人“有时抑制地有时公开地发出迫不及待的问题：谁将成为继承者和掘墓人呢？会不会是威胁他们的帕提亚人呢？会不会是如此富于新鲜神奇的力量的日耳曼人呢？”〔49〕故西方人心目中的“世界”，乃是一种事实上多少承认各民族及其文化都各具存在价值的多元世界，而非中国古人通常理解的地域上以中国为主体，文化和政治上以华夏为一统，周围皆四裔小邦向其依附的格局。希罗多德的史学以及斯多噶学派创始人芝诺的“世界主义”便表现出这一特征。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史编纂思想的兴起，应当说也与此种环境或文化背景有相当的关系。
    最后，还应指出，由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是沿着同一文化统绪不断延伸、修补和加固的过程，故在治史态度、方法、规范和史书编纂结构等方面，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观念或体系。一般说，这种体系越是成熟和稳定，对封建史学的完善便越有利。但一旦因社会总体结构发生大变动而需其作出相应的运行机制调整时，这种体系又往往会因稳定性高而显得转换滞重缓慢。反观西方，中世纪以前的史学，既无中国古代那样发达，也未形成如此根深蒂固、几千年一脉相延的旧传统，故在经历新的文化机制转换时，反能较快适应。中西史学的这一特点，在各自近代化的过程中有着明显的反映。
    注释：
    〔1〕见《史记》《虞卿列传》、《郦生陆贾列传》。
    〔2〕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司马迁传》。
    〔3〕书皆佚。见《汉书·艺文志》及高帝、武帝诸纪臣瓒注。
    〔4 〕《汉书·艺文志》载“《汉著记》百九十卷”下颜师古注云：“若今之《起居注》。”
    〔5〕杜佑：《通典》卷26，职官八“著作郎”条。
    〔6〕王溥：《唐会要》卷63。又史料录送史馆， 按常制“外州县及诸军诸使，每年一度附考使送纳，在京即每季申，便为恒例。”五代时仍沿此制，参见《五代会要》卷18“诸司送史馆事例”条。
    〔7〕《隋书·高祖纪》。
    〔8〕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
    〔9〕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卷161 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6。
    〔10〕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选举考二、卷33选举考六。
    〔11〕刘知几：《史通·忤时》。
    〔12〕〔波兰〕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 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6页。
    〔13〕〔美〕班兹：《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3页。
    〔14〕〔美〕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6页。
    〔15〕高尔伯特·默雷：《古希腊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41页。
    〔16〕〔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1页。
    〔17〕〔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页。
    〔18〕〔英〕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