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西方古代史学的演进，与中国古代取径于自然累积推进的方式不同，更多地呈现为大起大落的破坏和重建。
    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各时期史学的发展可以互不相关，完全自成一系。罗马史学对希腊史学的继承是十分明显的。即使是中世纪的史学，也有受古典传统影响的地方。如中世纪最为流行的寺院年代记或编年史，最初的形式是附有简短事件纪要的复活节一览表，这种表实渊源于罗马祭司的节期表。尤其是查理大帝时期开始的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曾极力倡导用拉丁文写作的罗马古典传统。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从语言、结构到表现手法，全是对罗马帝国时代斯韦托尼阿《罗马十二帝王传》的模仿。罗马史家萨鲁斯特、李维等人的作品也常被中世纪寺院修道士抄袭。但这都属形式上的沿用，而非精神上的继承，更不足以改变其时基督教史学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事实。
    三、两种经学体系下的史学
    中国古代和西方中世纪史学的演变，有一个共同现象，即两者都受到某种“经学”思想体系的严格支配。
    中国古代的史学，自汉以后一直受到儒家经学的深刻影响，无论在社会功用、历史观、史事人物评价标准等理论方面，还是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都与整个封建经学的内容、观点、发展态势结成了很强的依附特点。
    西方中世纪，则由于教会垄断了全部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圣经》为代表的基督教教义成了制约人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普遍价值尺度，历史学完全沦为“神学的一个卑贱的女侍”〔31〕。对基督教史家来说，“《圣经》中的一言一语皆自有其精深玄奥之意”〔32〕。而“《圣经》的引文已经成为证明、论据，《圣经》的权威是绝对的，从其中引证不仅解决教会的问题，甚至也解决历史本身问题。”〔33〕
    上述现象的产生，从根本上说，固然是因为儒学和基督教思想都是当时中西方的统治思想，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特定领域，不可能不在总体上受其制约。但另一方面，也与这两者本身的起源和内容特点有关。
    儒家的经，直接渊源于周代的史官文化。所谓“五经”，原本不过是古代史官记录保存的文献档案，属“王官之学”，其内容涵盖面甚广，凡国家大事、礼乐制度及史官所掌天文、术数都在其列。在周末“礼崩乐坏”的过程中，孔子系统访集这类文献，删订成“五经”，目的既在保存和传播古代文化，也希望从中推求社会递变和人事治道之因果得失，并将其改造为应时之学。其他先秦诸子百家虽也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史官文化的沾溉，但大多限于某一方面。因此可以说，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确实较为全面地继承了周代史官文化的遗产及其精神，其注重保存有关前代文物制度和观念方面文献的重史传统也源于此。这一点，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至为深远。
    在儒学独盛的封建时代，孔子不仅被奉为经学之圣，也被尊为史学的开山祖。一般知识分子所习，无不以经、史二者为基础，作为入仕或治学的必经之途。即使以阐扬经学名家者，亦有专重名物训诂和通经文本义为主，方法全近于史学一路的，如古文经学家。故现代有学者认为：“史术通贯经术，为儒术之正宗”，并说清代所谓考据、词章、义理之学，三者“皆出于史”〔34〕。对于经史两者的关系，历代学者争议颇多。大抵古代不外尊经抑史，常以“经精史粗”、“经正史杂”之说，强调经学对史学的绝对主导作用。近代则风气一变，梁启超至谓：“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35〕直欲黜经而存史，此盖经学衰落有以致之。其实，经与史，若从两者的源头周代史官文化看，本无所谓经，也无后世那种狭义之史。因其时文化初兴，自有一种元气淋漓的浑沌气象，各种知识并无明晰的分类概念。若以今日的学术眼光审视，则不独“经”中的内容大半为“史”，即就其总体说，也全属古代史料。故明清学者所倡“六经皆史”说，不论其用意如何，要皆反映了经史之间这种难分难解的关系。
    至于基督教，从世界各宗教看，向来也被认为是最具历史观念的。它的理论来源于犹太教神学和希腊斯多噶哲学。犹太民族是一个极重视自己历史传统的民族，大约自公元前十世纪希伯莱统一王国国王所罗门时，就开始有了王家宫廷年代记。公元一世纪的犹太史家约瑟福斯便不无自豪地说过，在保存古代史迹方面，犹太民族早建有制度，“他们把记事之职委诸高等祭司和先知，从而使自古迄今的历史均被极为准确地记录下来。”〔36〕此种传统必然会对其民族的宗教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犹太教经典《律法书》、《先知书》、《圣录》中就包含了不少有关人类起源传说及古史记载的成分，至今仍是人们研究犹太早期史的主要材料。这些内容，后来被基督教徒继承编入《旧约圣经》。而《新约圣经》中的《使徒行传》也近于史书一类，其中对教会初期活动及传入罗马世界的情况有相当反映。早期基督徒虽因一度想象基督将很快重降人世，对历史态度冷漠，但直至公元三世纪基督仍未降临的现实，又促使他们开始关心历史并重视记录教会的经历，由此形成了编纂《教会史》和《圣徒传》的传统。其后教会人士对中世纪史书编纂的垄断，更使这一时期的史学与基督教的宗教经义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然，儒家经学和基督教《圣经》无论就其性质，还是观念和体系看，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故两者对史学的实际影响也是不同的。最明显的是：
    首先，儒家经学是一种具有强烈入世精神，致力于讲求“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世俗政治伦理学说。其史学，也以重人事为基本特征。中国古代史家对历史事变因果得失的探讨，无不注意将之与人事活动联系起来进行思索，即使是一些受“天命”论思想相当影响的人如班彪等，也是如此。史著的内容，一般也以人物事迹及典章制度因革为主。而基督教义作为一种宗教神学，宣扬的是来自客观世界之外的上帝旨意。在那个体系里，“上帝给历史指定目标，给世界以他的神圣的保护，而人自身却不能促使这个世界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37〕人的活动在历史中被放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
    其次，儒家素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重视历史文献之传统，认为历史及以往之客观存在，全赖文献记录得以保存。故其治史一贯强调取证文献和严加考辨，反对无根据地妄加论断，孔子所谓“多闻阙疑”及“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具则吾能征之矣”〔38〕，便颇能代表此种精神。而基督教史学却为重来世轻现实之意识所蔽，事事欲借助“神灵启示”，以致“助长了人们对于书籍和凭证的忽视和它们的传播，它促使人们轻信一切听到和读到的东西……甚至进而编写想象性的历史和伪造的凭证去描绘假设中的范例。”〔39〕这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西方古代曾经强调过的史料考信和批判精神。
    其三，在历史理论方面，由于儒学原本是一种非常讲求实用、偏重经验认识的学说，其史著讨论的主题往往是比较具体的人物史事是非功过，所求在一时一事之实，思辨哲学的理论色彩相对较弱。直到宋明以后，这种情况方有所改观。对于历史发展过程的哲理性探讨，古代史家亦多集中于宇宙本体问题、人类社会早期状况，以及历史运动形式等方面，如“天人之际”、道气关系和“治乱循环论”、“变古论”等，而不是追求对历史终极目标的认识，因而很少形成包括预定终极目标在内的历史总体发展理论。基督教的史学则总是热衷于“在过去的事件中寻找最终来自上帝的模式”〔40〕，并致力构建一种涵盖过去--现在--将来各发展阶段的体系或模式。此类历史总体发展观，虽本出神学玄想，但客观上也促进了西方历史思辨哲学的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