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评价，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符合历史实际的持平之论。该书最后对洋务运动未能救国的原因也做了比较深刻的剖析。应该承认，蒋氏这本书立场虽然反动，但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研究水平比起梁启超来已有所提高。
    第四，萧一山在他所著的《清代通史》中，用了较大篇幅论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人物。他首先表示完全赞同蒋廷黻对于洋务新政晚来20年的感慨。他对同光中兴的总评价是：“顾此时列强与中国相见者，若英法俄美德奥之属，不仅兵力商务凌踔我国，其宗教文明，又足掀神州学术之基础，使吴亘古未有之变局……而应付此变局者，虽以奕欣、文祥在内，曾、左、李等在外，勉强维持，渐有起色，然固无如专权纵欲之女主何也。换言之，即奕欣、曾、李辈对国际有认识，对政治有兴革，亦不免受制于宫廷骄矜之寡妇，不得大行其志。而此寡妇者，乃上承祖宗家法、旗门规矩，旁受宦寺及亲属之包围，其才其智，对驾驭群臣则有余，对政治建设则不足。且以当时环境，位固守旧者占绝大多数，权位至亲若醇王，德高望重如倭仁，皆头脑冬烘，不谙大计，又何攸责怪于未受教育之妇人以斡旋气运耶？是则所谓中兴之业者，察其意义，不过在削平十余年之太平捻回之乱，使内部趋于安定而已。而军事政治社会不惟不能改良，反日趋于窳败。以故同治中兴不能比迹于开国，而中兴亦无显著之殊勋，此其效盖可睹矣。”在这里，萧一山已接触到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根源了[①e]。他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国藩相清之动机，一曰保天下，二曰保人民，三曰保中国。”这种评价完全是颂扬。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梁氏以不学无术责李，而原其生于数十年前之中国，未能尽行其志，诚为确论……其权术机警之才，坚忍之性，皆颇足以有焉，在当时之环境中，舍李外更无他人可代也……但以受旧思想之感染，仍不免自信自大，与外人交涉，常带傲慢轻侮之色，视外人如市侩小儿……故李鸿章入外人之彀中而不自知，尤以受俄国人之诳骗与订中俄密约，结果中国一无所获，而受害又不仅密约之条款。总之，争小节而遗大体，清末外交失败之总因，鸿章固未能例外也。”[②e]在这里，对李鸿章已是有褒有贬了。
    第五，施复亮在他的《中国现代经济史》一书中，对洋务运动持基本否定态度。他对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用工业的评价是：“以上所述，都是军用工业时期重要企业，大部分是军用工业。这些军用工业，都是由官僚所创办，由官僚来经营的，所有机器和技师，完全仰给于外国，又不注意养成本国的技术人才。加以那些担负经营责任的官僚，丝毫不懂得军用工业的精神，而认为是一种美差肥缺，只知道尽量搜刮以饱私囊。因此，虽有此种军用工业，而对军事仍无什么补益。后来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败北，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底入京，充分暴露了此种军用工业的失败。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国内统一破坏，这些兵工厂，反成为各地军阀争夺的目标，而为助长内乱的一个祸源了。”他对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的评价是：“这些官办及官督商办的商品工业和矿业，与军用工业一样，差不多完全归于失败。以官僚和绅士为总办的官办工业，自己既无经营能力，完全听信外国工程师经营。那些外国工程师，一点诚意也没有，竭力排斥华人干部参与工厂经营，并助长外国资本的流入，因而种下中国企业界的普遍祸根。”他对洋务企业的总评价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创始者，既然是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官僚，所以中国的新式企业，也还与官僚结有不解之姻缘。中国近代企业的迟迟发达，这亦是一个原因。”[①f]
    第六，章徐文的第二节，提到吕振羽1940年发表的《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对洋务运动作了如下分析：“洋务运动在本质上并非革命运动，而是封建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在‘西学为用’方面，在学习和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方面，客观上是进步的，而在‘中学为体’，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则是保守的、反动的。但由此而开展了‘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洋务运动是失败了，但它替戊戌运动开辟了道路。”[②f]我个人认为：吕先生在40年代初对洋务运动的这一评价，是中肯、全面而正确的，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对今天进一步深入研究洋务运动来说，也是富有指导意义的。
    第七，章徐文第三节，对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些背景材料。当抗日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的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维为礼义廉耻”；俨然以“八德四维”这一中国道统的继承者自居。而这一所谓“八德四维”的道统，实际上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翻版。更有甚者此书中一再指责共产党“割据地方，反对革命，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妨碍统一”，诬蔑共产党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是“反革命”。实际上，是蒋在进一步强化专制独裁统治，在这本书出版的同时，蒋介石进行大规模反共内战的阴谋已露端倪。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警惕。于是中共在思想舆论战线上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上述范、胡两本书，正是上述政治背景下的产物。1944年范文澜发表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这篇名著，骂的是曾国藩，针对的却是蒋介石。1981年初，当时主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出版工作的原《大公报》记者徐盈同志，读到黄逸峰和我合写的《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一文（《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以后来信说：“在40年代，我（在重庆）写过一组关于洋务派为帝、封服务的小文，同胡绳有过讨论……我当时是指洋务派与四大家族是一脉相承的。”徐盈同志这里所说的问题，是关于评价洋务运动很珍贵的史料，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背景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