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说新局面。这主要指的是连续召开七届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的盛况。首届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是1980年12月由吉林大学历史系和该校学报编辑部发起，在长春举行，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到会学者近50人，主持人李时岳，会后出版了《洋务运动讨论专集》，收录论文24篇。第二届会议是1982年冬天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主持人夏东元，到会学者100余人，提交论文70余篇，会议主题仍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讨论气氛之热烈，超过首届会议。第三届会议于1985年8月在兰州举行，主持人杜经国，会议主题是洋务企业的性质和作用，到会学者近90人，提交论文60余篇。第四届会议是1987年12月在汕头大学举行的，由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副校长的李时岳和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杜经国共同主持，到会学者近80人，提交论文50余篇，会议主题是评论洋务派人物。第五届会议于1989年10月在山东东营市举行，由山东大学孔令仁主持，到会学者130余人，提交论文90余篇，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这是五届会议中比较盛大的一次会议。第六届会议于1992年5月在宜昌水利学院举行，由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皮明庥主持，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早期城市发展，到会学者10余人，提交论文80余篇。第七届会议于1994年12月在福州举行，由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和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共同主持，包括台湾省的国内学者70多人到会，另有韩国和日本学者，故称之为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晚清政局演变，提交论文共50余篇。第八届会议预定由天津社会科学院筹备召开。我们几个和洋务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的人，在长春会议上曾达成下列默契：不成立正式研究组织，在每次会后，酝酿下届会议的主持人，大体上两年开一次。16年来便是这样过来的。这里应着重指出的是：《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两个刊物，既是洋务运动研究成果发表的主要阵地，两刊的编辑部又是洋务运动研究的促进者、组织者和倡导者。
    除以上正式会议以外，还就与洋务运动有关的人物、单位和事件，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例如左宗棠的研讨会便开了两次，1984年在苏州大学，1985年在长沙。1988年10月，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召开了李鸿章与中国近代经济学术研讨会。1994年11月，江苏省政协和常州市政协，在常州召开了盛宣怀150周年诞辰纪念学术讨论会。1995年11月在湖南双峰曾国藩家乡，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关于丁日昌和刘铭传也分别召开了研讨会，刘铭传的研讨会开了两次，1995年11月的刘铭传逝世百周年纪念会，是由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参加的。1995年江南造船厂庆祝建厂130周年时，在北京举行了中国近代工业战略发展学术研讨会。有关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学术研讨会，1984年和1995年在山东威海连续举行两次中日甲午战争学术讨论会，会议规模都很盛大，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像洋务运动这样一个专题，能够如此经久不衰、持续地召开那么多的学术研讨会，把它称为新中国史学界的新局面，大概不算夸张吧。
    最后说新成果。据粗略估算，这16年中发表的有关洋务运动研究的论文在1000篇以上，专著和资料近50部，堪称硕果累累。这里只能简略地叙述一下专著和资料的出版情况。综合性的洋务运动专著共有3部。第一部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张国辉著《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因成书较早，该书的指导思想仍然沿袭了全面否定论。第二种是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李时岳、胡滨著《从闭关到开放》，该书的指导思想，已基本上立足于肯定论。第三部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该书的指导思想是作者自称的“发展论”。三部综合性专著的共同特点是以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军民用工矿交通运输企业为中心，加以系统详尽的论述，张著只限于这一范围，后二者则兼及国防、教育等洋务运动的全面措施。这三部专著比起解放初期出版的牟安世《洋务运动》，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另外，杜为德、林庆元、郭金彬合著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是介乎专著与专题之间的著作。关于洋务企业的专著也出了不少，主要有：姜铎主编的《江南造船厂厂史1865-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交通出版社1986年版）；林庆元《福州船政局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沈传经的《福州船政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些有关企业史的专著，大都汇集了丰富的档案史料，为进一步研究洋务企业打下了基础。关于洋务派主要人物的研究专著，更是五彩缤纷，主要有：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版）；董蔡时的《左宗棠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杜经国的《左宗棠西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左宗棠研究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夏东元《盛宣怀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磊主编的《丁日昌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主编的《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芦汉超的《赫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汪敬虞的《赫德与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董守义的《恭亲王奕欣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曾永玲的《郭嵩焘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宝成关的《奕欣慈禧政争记》（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陈钧的《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张之洞经济思想论析》（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陈钧、任放的《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徐彻的《慈禧大传》（辽沈书社1994年版）；易孟醇的《曾国藩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等。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研究过程中，也出版了不少新成果。仅就甲午战争而言，戚其章陆续出版了《甲午战争史》、《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还有几部翻译出版的外国学者研究洋务运动的著作，例如陈绛译校，美国刘广京、朱昌峻合编的《李鸿章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在有关洋务运动史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方面，也是成果累累，规模空前。如夏东元整理的《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下两册，近200万言。上海图书馆珍藏的盛宣怀档案的整理出版工作，成绩十分显著，已出版辛亥革命，中日战争，汉冶萍、湖北荆门煤矿等史料集多种，不下1000万言；尚有已整理待出版的有关招商局、上海织布局、通商银行和义和团等几部史料，不下500万言。湖南学术界对曾国藩、左宗棠的档案整理出版工作，投入了很大力量，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在原有《曾文正公全集》基础上，根据曾氏后裔保存的大量档案材料，重新整理补充编纂而成的《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共30册，约1500万言，业已问世；《左宗棠全集》已完成初稿，正待出版。安徽学术界对《李鸿章全集》的整理、补充和编纂工作，同样投入了很大力量，2000万言的皇皇巨著不久即将与世人见面。河北学术界，也正在着手重新编纂《张之洞全集》，计划在今年5月于石家庄召开张之洞学术研讨会时与学者见面。以上这些重大成果，都为进一步研究洋务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参与这一工作的大批学术界同仁，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