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至1935年左右是原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时期，学术界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需要分析归纳马克思恩格斯历史思想的脉理，而这种初始的工作又与现实的政治需求联系在一起。20年代末，苏联理论界因确定东方社会性质、主要是现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需要而展开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第一次讨论。苏联世界古代史学界也参与其中。与政治理论界斯大林派和托派的激烈思想交锋甚至政治冲突有所不同，古代史学界着眼于远离现实的古代东方，所以讨论气氛还是相当民主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尽管在1929年为了配合讨论，《真理报》发表了列宁《论国家》的记录稿，但苏联古史学界大多数人仍敢于坚持古代东方是封建社会的传统认识，这其中不仅有古史专家赫瓦斯托夫、图拉耶夫、尼科尔斯基，还包括在奴隶制普遍说发展史上颇为有名的斯特卢威（注：涅罗诺娃：《苏联历史学领域中的古代世界诸剥削形态》（В。Д。Неронова Хормы экспруатации в древнем мире взеркале советскойисториграфии），贝尔米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尼基福罗夫：《东方和世界史》，第176-177页。）。但斯特卢威与其他人有所不同，他的观点变化很大。讨论之初，他支持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释，后来又回到封建生产方式的立场。而到了1933年，他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又成为第一个论证古代东方为奴隶制社会的史家。他在报告中指出：“根据我们掌握的巴比伦尼亚和埃及的史料，古代东方的经济结构是奴隶制的结构。”（注：涅罗诺娃：《苏联历史学领域中的古代世界诸剥削形态》，第22页。）这个论断以及相应的论证为当时极端缺乏史料支持的泛奴隶制社会的说法提供了所谓的史实依据。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对上古阶级社会的论述（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主要出自古典材料，所以他们关于古希腊罗马为奴隶制社会的认识可以说是在具体分析了古典社会的一些样本之后通过归纳逻辑得出来的，并非是一些人说的纯粹思辨的产物。形态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尽可能收集样本材料，特别是要为整个世界划定一个统一的形态模式，需要收集古代世界各个文明地区的样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看，他们在利用古典文献材料方面，与当时的专业史家基本处在同一水平。但在古代东方史方面，他们却只能利用为数很少的三四手史料，并非古代东方的文献和实物史料，也几乎没能利用当时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等专业史学的研究成果。这意味着对于古代东方的社会经济形态，他们极端缺乏可靠的样本。由于证据不足，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马克思）在做宏观结论的时候才非常注意分寸，不把话说绝，所以我们在本文开头才提出他们关于奴隶社会普遍性的认识是在归纳逻辑基础上通过演绎逻辑推导出来的一种科学假说。
    后来列宁在《论国家》中虽然说几十几百个国家都经历过奴隶占有制社会，但从《列宁全集》中也看不出作者曾经做过几十几百个样本的收集整理工作。所以斯特卢威的结论对奴隶制社会普遍说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是第一个从社会形态角度、利用亚述学和埃及学史料论证古代东方为奴隶制社会的史家，并且是第一个从专业史学角度论证奴隶制社会形态的基本条件是奴隶劳动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的人，这就为后来由斯大林确立绝对化的奴隶制普遍说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史学基础。
    不过斯特卢威的看法在发表时和发表后一段时间（1934年）还只是苏联史学界的一家之说，受到广泛的批评。多数学者认为古典世界是奴隶制社会，古代东方是封建社会（注：在发表列宁的演说之前，苏联史家对于古典社会性质的认识均倾向于迈尔的古代资本主义经济或传统的封建经济的认识。在演说发表之后，苏史家接受了社会形态概念，并认为古典世界是奴隶制社会形态，但东方不是。鸠梅涅夫、科瓦列夫等均持这种观点。见涅罗诺娃：《苏联历史学领域中的古代世界诸剥削形态》，第34页。）。尼科尔斯基指出斯特卢威扩大了奴隶的定义，把不属于奴隶的劳动者，如乌尔第三王朝王室大地产中的劳动者“古鲁什”当成了奴隶。卢利叶、鸠梅涅夫、别列表尔金、科瓦列夫等人则分别指出古代埃及社会经济中占优势的是农奴制或其他依附人制，斯特卢威关于古代埃及从事灌溉工程的劳动者是奴隶、希腊斯巴达、克里特、帖撒利的依附人是奴隶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注：涅罗诺娃：《苏联历史学领域中的古代世界诸剥削形态》，第27-31页。）。
    但这种正常的学术讨论在1934年底基洛夫遇刺后中断，政治大清洗运动和随之而来的个人崇拜导致思想领域的一言堂，行政领导的指示代替了学术讨论，个人意志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并不一定被列宁认可的列宁关于社会形态更迭理论的陈述成为惟一正确的解释，斯特卢威的论证很自然地得到了官方的确认。作为这一发展的逻辑结果，1938年发表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正式将包括奴隶制社会在内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模式规定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公式。
    据原苏军总政副主任、军史专家沃尔科戈诺夫所述（注：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第2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577页以次。）， 这本书是由历史学家克诺林（在该书未完成前被捕）、波斯佩洛夫、雅罗斯拉夫斯基根据1937年4月16 日政治局决议全力赶写出来的。它的指导思想是斯大林制定的党史分期提纲以及他确定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主线。后来斯大林在收到各次样稿后做了多处修改，最后三章总共只有70多页，却有60多条斯大林的评语、引文和结论……集中了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诠释，所以斯大林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宣言歌之歌。”（注：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第2卷，第581页。）因而如果说绝对化的奴隶制社会普遍说是由斯大林最终确立的，那是符合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