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反思起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奴隶制社会普遍说从苏联向国外的广泛传播、并因而成为国际性的史学问题这一点起了决定作用。由于本世纪上半叶各国共产党人的主要精力集中于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普遍准备不足，因此这本小书就以它浅显易懂、提纲挈领的陈述成为全世界共产党人培训党员理论修养的标准教科书。人们不必研读原著，翻阅参考读物，不必进行认真的思考，一切在这里都有泾渭分明的明确表述。而且书中的每一章结尾都有一节定理式的“简短的结论”，人们只要牢记书中的各种“原理”，就似乎等于基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所以，这本书仅在原苏联就出了300多版， 约4300万册（注：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第2卷，第576页。）。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各国共产党内的印数也不会小于这个数字。它以速成的方式培养出几代马克思主义者，但也使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将该书中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断章取义的误读和曲解当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苏共党史。这样一来，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就上升到科学规律的地位，成为所有接受马克思主义ABC 课程教育的人背得烂熟的定理之一（注：《苏联共产党（布）简明历史教程》无疑对普及马克思主义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其消极面也不容忽视，这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学说高度机械化、教条化和简单化，造成了精神的贫乏、理论的简单化，使许多人误以为该书中的定理即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党的历史的主线便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史。）。直到苏联解体前，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古代史和地区古代史都是按照这一解释范式编写的，其典型代表、也是对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示范性影响的著作便是苏联科学院编写的《世界通史》第一、二卷（1955-1956年），书中把奴隶占有制社会看作世界历史发展的主导线索，是历史发展统一性和规律性的体现（注：见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1卷， 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7、35-42页。）。
    需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同列宁、斯大林尽管在定性语气和表述的明确性方面有程度的差别，但在奴隶制社会的定性标准方面却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数量”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奴隶制社会即意味着奴隶劳动大规模排挤了自由人劳动、奴隶制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基础中占有支配或统治的地位，决定了社会阶级结构、政治的上层建筑的基本属性（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数量的标准有很好的说明。为此他还援引了错误的史料，即在希腊的一些城邦，奴隶人数均达40万以上，平均每个自由人有10个奴隶。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0页。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他重复了这一标准。马克思审议过《反杜林论》，并参与了其中一章的写作，所以书中的意见代表两人的观点。）。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奴隶制社会的解释均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奴隶制社会的定性标准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质是一事物区别与它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具有明确的内容和清晰的外在表现，而这种外在表现就是一定的量（规模、程度、等级、层次等等）。所以量与质是密不可分的，没有一定的量，就不会有一定的质，量是质的存在方式。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奴隶制占统治地位时总是使用了规模量和程度量，即奴隶数量的增多、农民人口被奴隶人口所排挤。这种处理方法显然比后来为奴隶制普遍说辩护的学者孤立使用的“质”的标准要好得多，它的前提是必须有历史事实的充分支持。而遗憾的是，这恰恰是“量”的标准的致命弱点，本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争论，归根结底正是基于古代奴隶制量的事实对普遍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