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书秩序和逼订契约：契约精神及其悖反
    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以契约文书约束守信、治理邦国的意识。《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小宰”曰：“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一曰听政役以比居，二曰听师田以简稽，三曰听闾里以版图，四曰听称责以傅别，五曰听禄位以礼命，六曰听取予以书契，七曰听卖买以质剂，八曰听出入以要会。”据郑玄注，这里的“比居”、“简稽”、“版图”、“礼命”、“要会”、“质剂”、“傅别”、“书契”是各种形式的文书，(11)后三种分别是买卖、借贷、赠受双方订立的契约，(12)孙诒让还分析了三种契约的不同形式，傅别、质剂是一份契约一分为二，各执其半，以能对合为验证；书契则一式两份。(13)
    敦煌文献中有不少契约文书实物，比较清晰地展示了文书订立过程。如伯P.4525《放妻书》：
    盖闻夫天妇地，结因于三世之中，男阴女阳，纳婚于六礼之下。理贵恩义，深极贪爱因浓。生前相守抱白头，死后要同于黄土，何期而情称怨，互角憎多，无秦晋之同欢，有参辰之别恨，偿了赤索非系，树阴莫同，宿世怨家，今相遇会。只是妻□敲不肯藂，遂家贫须却少多，家活渐渐存活不得。今亲姻村老等与妻阿孟对众平论，判分离别，遣夫主留盈讫。自后夫则任娶贤央同牢，延不死之龙，妻则再嫁良媒合卺，契长生之奉。虑却后忘有搅扰，贤圣证之，但于万劫千生常处□□之趣。恐后无信，勒此文凭，略述尔由，用为验约。(14)
    夫妇先在亲姻村老这些地方、家族主持公道者面前公开讲述(“对众平论”)，提出愿望，亲老作出判离决定，夫妇双方都表接受，最后为防“无信”，订立此文书。这一契约的订立，体现了作为缔约者的夫妇双方的自由意志和平等精神，作为凭据，具有信用约束的作用。
    中国古代社会存在较稳定的契约秩序，元杂剧《风雨像生货郎旦》为我们提供一个例证。春郎和奶妈张三姑因家庭变故流落在外，张三姑担心这样下去会饿死孩子，于是将孩子卖给洛河边的完颜氏拈各千户，她虽然不识字，但也有意识要“得个立文书的人来，可也好那”，正好遇上路过的货郎张古，张古为她写了一张文书：“长安人氏，省衙西住坐。父亲李彦和，奶母张三姑，孩儿春郎，年方七岁，胸前一点朱砂记，情愿卖与拈各千户为儿。恐后无凭，立此文书为照。”“立文书人：张三姑，写文书人：张古。”张三姑“画了字”，然后仔细保存这件文书。(15)可见，立契、藏契已成为基层社会习惯，契约和立契行为影响着古代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明代社会，似乎凡事皆有契约。陈继儒辑《捷用云笺》为各式契约提供模本，可用来分析当时较为普遍的契约意识和契约精神。如兄弟分家所书“分关”文书曰：“兄弟和同同议，遽请尊长亲戚等，各将受分祖父及自己续置基地、屋宇、田园、树木、财物、器用等项品搭均分，祝神拈阄为定，诸凡开载明白，俱系至公无私，各宜安分，照关管业，不得争长竞短，致伤和气。今恐无凭，立关书几纸一样，永为子孙为照。”(16)分家兄弟自由、平等地讨论(“和同同议”)，决定缔约内容(“各将受分祖父及自己续置基地、屋宇、田园、树木、财物、器用等项品搭均分”)和形式(“祝神拈阄为定”)，请尊长亲戚公证，保证分关程序、契约内容的公正、公平，文书的真实有效，分关者“各宜安分，照关管业”，显示出文书的约束力，目的是建立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秩序：“不得争长竞短，致伤和气”。
    与祝赵纠纷相关的文书有“卖义男契”，卖、赠“房契”。明代《卖房契》大致如下：“立卖房屋基地人某同某等，今因饥寒无措，情愿将自己受分房基地几间，东至某，西至某，南至某，北至某，已上四至明白，上连瓦盖，下连地基，门窗户，一任完全，寸土木石，不致损折，托中某人，尽行出卖与某为业。当日三面言议，时值价银若干整。银契两相交讫，并无分毫悬欠。先时尽过亲房族内人等，凡包套重叠、典卖不明之类，一切俱无。如有不明，出卖人自管明白，不干买主之事。所作交易，系是二比情愿，故无逼抑债负准折等情。自卖已后，听从买主管住，无得别生异说。如有悔者，甘罚契内价银一半与不悔人用。恐后无凭，立此卖契为照。”(17)买卖房产必请中介，写清房屋四至、间数，特别强调买卖双方“情愿”买卖、买卖过程中绝无逼抑等情形存在。为了达到契约的平等精神，违背契约者(“有悔者”)受到“甘罚契内价银一半”制裁，受损害方则得到有利于自己的救助(“罚银”与“不悔人用”)，此契约较充分地体现了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又如《卖义男契》：“立婚书人某都某图某人，今有亲生男子立名某，年方几岁，为因家下贫穷，饥寒无奈，是以夫妇商议，同亲某人等，浼托中亲说合，与某名下养为义男，当日接受礼银若干，一并完足，言定抚养成人，与依婚娶，终身听从使唤，不致躲懒走闪，此系二比情愿，并无重叠、来历不明等事，亦无货利、准折、逼勒等情。自今以后，系是本主之人，生不归宗，死不归墓。如或逃归、拐带，卖主与中人承当。倘风水不虞，系是天命，与主人无干。敬立婚书，并本男手印，悉付本主，收执存照。”(18)明代买卖义男在“婚书”的框架中进行，故有“中亲说合”，也起第三方公证的作用，卖义男费用被婉转地称为“礼银”，从此义男归主家所有，生主家，葬主墓。主家的义务是“抚养成人，与依婚姻”，义男的义务是“终身听从使唤”，不得“躲懒走闪”。契约中也特别强调买卖和契约订立过程中的双方都是“情愿”的，绝无“逼抑”情形存在。
    依明代惯例，赵士锦若要名义上拥有祝化雍房产，至少需要出示祝化雍先人为陈必谦义男(或奴仆、佃仆等)的文书、陈必谦将世仆(其先人至祝化雍)及房产转赠其女为妆奁的文书；祝化雍要证明其现居为祖基，则要出示相应文书，如其祖脱离“主仆之分”的文书、此房产受赠或买卖文书等，但诸记事都没有提及这些过去订立的文书，似乎祝化雍、赵士锦都无法用旧文书对事情秩序进行还原，于是赵士锦想用新文书来重构秩序。怎样能得到祝化雍的新文书呢？祝赵纠纷在很大的意义上是围绕这一中心情节展开的。
    赵士锦要得到祝化雍亲笔所书房契，必须要与祝化雍见面，祝化雍也了解此点，他就是不露面，一直让妻子王氏出头。于是赵士锦妻、媳让王氏来赵家，让王氏带信请祝化雍面谈，祝化雍还是没有出现，于是赵士锦妻子、媳妇隔墙辱骂，激祝化雍出来，祝化雍真能隐忍，记事说他“忍辱有年”，就是不出现。后来，他去丹阳做官，事情搁置了下来。等到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归家，赵士锦看到与祝化雍见面的机会又来了，(19)他让人拿着银子，假说要买祝化雍的房产，终于见到了祝化雍，“逼立文契”，祝化雍拒绝，赵士锦将祝化雍锁在房中，逼立文契，祝化雍应该是用逼其立契的纸笔写下了“遗书”，然后自杀。至此，赵士锦想用新文书重新构建秩序的企图宣告破灭。如果赵士锦对亲笔签署的文书没有迷恋的话，事件可以有不同的发展走向。如他可以伪照文书，因为明代伪造文书之类已是一种产业。赵士锦也可趁着祝化雍去丹阳任职、家中只剩妇孺而暴力占有房产，但赵士锦没有这么做。赵士锦将暴力用在强迫祝化雍签署文书上，违反了一切明代契约文书“系是二比情愿，故无逼抑等情”一条，违背了契约的自由、平等精神，即使契约被逼立，其本身也是不合法的，其用新契约建构新秩序的努力也是徒劳的。
    七八十年后，自称陈必谦后人的陈庆在常熟打了一场与契约文书和奴仆身份有关的官司。何焯《与常熟□知县书》曰：
    前月吴世兄偕宝宫二世兄抵舍云：有家人陈庆于前岁窃去身契，反冒称前代陈益吾少司空之后，令伊父具控案下，复有不惜身名陈庆亲族为之证佐者，致蒙老父母世台先生差提陈庆从前所写甘服送赵，仰见仁人君子之用心，矜悯官裔沉沦下贱，亦欲南乐后人归于忠厚，长者其所严切批示者，皆所谓匪怒伊教，初非直据单词，独于南乐后人有所摧抑也。但此间所见南乐辛未同谱诸先生皆云南乐身后往吊，犹见陈庆在彼服役，生前并无少司空宗族公恳南乐捡还身契之事……而少司空去今已七十年，其陈庆之是否良贱不能周知的确……敢请老父母世台先生暂时霁威严，容治弟辈细询邑中老成，不欺读书自好之人。如果少司空的裔，自当立遵明谕，治弟辈焉敢左袒南乐后人，使栾郤降为皂隶，如其非也，则南乐亦本□进士，身没未几，其子弟即以虻虫维多而不能掉尾，尤为可哀，仍望电断，惩其奸伪，此实先后缙绅均被其赐者也。(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