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王夫人选择城市民众为之主持公道。王夫人在常熟、丹阳街衢贴满揭帖，告知不知情、无知情权、不能参与其事、敢怒不敢言的大众，明末社会存在着众多潜在的渴望参与社会事务的人。如上文提到的《民抄董宦事实》，松江五学生员发檄后，董其昌去走学院、抚台门路，“激动合郡不平之心”，于是“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竞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之谣。至于刊刻大书‘兽宦董其昌，枭孽董祖常’等揭纸，沿街塞路，以致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亦共有冤揭黏贴，娼妓、龟子游船等项，亦各有报纸相传，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矣！”学生集体行动扩大为城市百姓的集体行动，揭贴、报纸在社会各色人等中传递、流布，众人借此谈论同一话题、参与同一事件，董其昌方也以揭贴方式想争取群众，其“堂兄董乾庵、董光大等，犹持董宦冤揭分送”，但百姓拒绝接受董方揭帖，“被百姓各出扇于袖中，或拾砖块乱打”。可见众人不是被动地接受揭贴和舆论，他们相信自己有正义的同情和判断。《祝赵始末》、《王氏复仇记》记载祝赵纠纷发生后，有许多虽远离此事、没有参与权只能沉默但内心同情弱者、有正义感的愤怒的大众存在，所谓“事闻阖邑，人心不平实甚。然畏赵势焰，无敢过而问者”。王夫人揭贴为这些人提供了释放愤怒、表达同情和正义的契机，他们据此参与到这一事件中，当丹阳诸生奋臂一呼，即有数千百的响应者，“飞甍掷栋，尘烟蔽天，响振山谷，瞬时间赵居顿为平地。”
    宣鼎《夜雨秋灯录》以文学笔法讲述了明末陆季真的有关书籍、身份的故事，可与祝化雍事件参看。陆季真父本为农民，被乡里报充催租隶，沦为奴，因收租不易，常受县衙杖笞。陆季真幼嗜读书，通经史，因其家身份低贱，不得应童子试，但其好学如故。季真长大后，学贸易，家渐康，购田地，设市廛，一时名士乐与之游。一单姓孝廉亦每每折简苦邀季真，季真遂与之来往。某年秋，季真为父设七十大寿宴，邀单孝廉，单孝廉大书一额一联拜寿。额作：“天保正逢”，联作：“鼻祖定茶神，无怪殊荣，邀杖国；头衔书菊隐，正拈好句，怕催租。”额嵌“保正”，首联嵌“杖”，次联用“催租”，讥笑季真父身份和季真身世。季真不禁唏嘘感慨：“仆自问生平无一得罪乡里，奈何文人戏谑，动辄訾吾父子短处？”(45)当然，文学是令人欣慰的，小说借狐精的无所不知狠狠地教训了单孝廉，批判了唯身份论者的可笑、可鄙，而历史中的祝化雍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通过纠纷社会史的框架中讨论文书、书籍、印刷与社会等级、社会秩序、社会行动、公众意见以及女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可得出如下结论：
    (1)祝化雍通过书籍、读书，跻身明朝廷官员行列，但其奴仆身世，使其在地方公共生活中备受歧视，邻居赵士锦利用国家法律的灰色地带和社会根深蒂固的身份观念与之争产。可见，书籍、读书可以改变其政治法律身份，但不足以消除社会生活和社会观念中社会身份的鸿沟。
    (2)中国古代社会，契约意识深入人心，立契、藏契已成为基层社会习惯，契约意识和立契行为影响着古代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依明代惯例，赵士锦若要拥有祝化雍现住房产，至少需要出示祝化雍先人为陈必谦义男(或奴仆、佃仆等)的文书、陈必谦将世仆(其先人至祝化雍)及房产转赠其女为妆奁的文书；祝化雍要证明其现居为祖基，则要出示其祖脱离“主仆之分”的文书，此房产受赠或买卖文书等，但诸记事都没有提及这些旧文书，祝化雍、赵士锦都无法用旧文书对事情秩序进行还原，于是赵士锦想用新文书来重构秩序，这使得祝赵争产过程仿佛是一场逼立文书和拒立文书间的博弈：赵士锦千方百计想获得对方亲笔签署房产文书，不惜使用暴力，与契约精神背道而驰，祝化雍则用逼立文书的纸笔写下自己的宁死不屈和令子复仇的遗书。
    (3)通过书籍和经典，祝化雍将自己的自杀放置在“信”“节”的层面上，将儿辈为父报仇放在伦理道德框架中；通过书籍和经典，王夫人号召学生为老师聚集，她将这一声势浩大的复仇行为置于不畏权贵、为正义斗争的学生运动史的谱系中赋予其不朽的意义，其“大义允堪千古”。
    (4)王氏身为女性能仿效生员的做法书写、印刷揭帖，能体察自明万历以来生员作为群体参与社会事务、宣称自己是正义道德的立法者和执法者的新士风并推波助澜，王氏宣称地方政府、乡绅里老以及所有知情者皆受制于恶人，不再拥有正义和道德权威，也就失去了处理纠纷事件的权威，她呼吁揭帖的阅读者--主要是诸生和城市群众成为正义、道德的权威，为之主持公道。借印刷之功，许多本没有参与权和审判权的地方生员和民众聚合成众，完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间审判。
    ①祝化雍，原姓祝，然以顾姓中举，赵宏恩《江南通志》、冯桂芬《苏州府志》中的《选举志》皆作“顾化雍”。《祝赵始末》、《王氏复仇记》云：“祝孝廉者，姓顾，名化雍，字仲求。”本文为叙述简便，统称祝化雍。
    ②有关祝赵纠纷的文献，主要有无名氏《祝赵始末》(丁祖荫编：《虞阳说苑甲编》，1917年校印本)、无名氏《王氏复仇记》(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明清笔记史料丛刊》，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1年；又见《香艳丛书》三集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说库六》，新兴书局，出版年不详)、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三(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和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历代史料笔记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前两种为详本，后两种为略本，除此之外，详本“祝氏”作丹阳教谕“祝化雍”，字来仲，略本作“祝谦吉”，《柳南随笔》云其为桃源教谕，字“尊光”。据冯桂芬《苏州府志》(光绪九年刊本)，明末常熟确有祝化雍、祝谦吉两举人，祝化雍天启元年举人，丹阳教谕，祝谦吉崇祯六年举人，桃源教谕。我倾向于此事件中祝氏为祝化雍，因为：(1)前两种文献虽作者不详，但详述纠纷始末，有些细节绝非听闻者或后人可杜撰。如王氏揭帖云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夫下第归。明朝会试、殿试三年一次，二、三月举行，何以云十一月方下第归？实因崇祯十六年，会试时间推迟。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三载：“缘□骑内躏践，破及临清等处，南北道梗，入觐各官及应试举人，俱不得北上。……□后北出境，更期于八月中会试，如乡试之期焉。”(第455页)王应奎虽为常熟本地人，但生活于康熙、乾隆时；叶氏虽为同时人，但其记事得自传闻。(2)祝谦吉与赵士锦兄赵士春皆为复社成员(参见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与张溥、蒋棻为好友，深受杨彝赏识(参见张溥：《祝尊光稿序》，《七录斋集文集近稿》卷二)，且兄弟三人(其二弟，或即《复社纪略》常熟复社成员中的祝升吉、祝泰吉)，交友、编书，十分活跃(参见张溥：《三科文集序》，《七录斋集文集近稿》卷五)，在常熟算得上名流盛门，绝非势单力薄者。与之相对，祝化雍除登科记录名外，仅见其与常熟孙永祚有一次酬唱，孙诗形容祝化雍为一介贫儒(孙永仲《雪屋集》[明崇祯古啸堂刻本]卷六《雨后访祝来仲破山山房》有“子云起草处，凉雨过山微。石径携藤席，松枝掛葛衣”句)，与事件中祝氏情形更吻合。(3)桃源距常熟路途遥远，非合学诸生迅速可至，丹阳诸生至常熟为老师复仇更合理可信。当然即使此祝氏为祝谦吉，对本文论述影响也不大。巫仁恕《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为之分析》将祝谦吉与祝化雍视为一人，称其为诸生，云其赴丹阳会试等等都是错误的(见巫仁恕《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为之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5、295-296页)。巫著所搜事件甚多，偶有疏漏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