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为“国史”）是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是史学领域中最年轻、最有活力和最有发展潜力的学科之一。国史研究随着我国历史本身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国史学理论问题研究的重要性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承认。
    一、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国史学理论问题研究概况
    国史学理论问题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国史学学科建设中的史学理论问题和国史领域内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论探讨和争鸣，本文囿于篇幅只着重探讨第一方面的内容。
    国史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全面的科学的总结，虽然阐述的是党的历史问题，但这些问题也是新中国发展中的重大历史问题。在《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还在党内高中级干部和党外人士中进行过讨论，可以说是一次高层次集体研究国史的过程。《历史决议》的通过使国史研究从指导思想到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的评价都有了可以遵循的原则。80-90年代，“当代中国”丛书、数十部国史研究著作以及多种工具书相继出版，刊发了多篇研究国史的论文，国史研究逐渐形成规模。90年代初，专门编纂和研究国史的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同时许多中央部门和省市自治区也纷纷建立了本部门或本地区的当代史研究机构，自此，国史作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登上了学术舞台。
    国史作为一门新兴的历史学科，要走向成熟，既要有对历史过程的深入研究，同时也必须有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及为研究提供基础的文献史料和总结研究成果的史学史，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术界系统论述国史学理论问题的文章很少见，从90年代开始，国史学理论研究逐渐取得一些进展。至20世纪末，从总体上探讨国史研究状况的有：李力安的《当代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政治思考和现实思考》、杜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与编纂工作的新开端》、商翔的《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杨亲华的《近15年国史研究述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述评》、杨凤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概况与评价》等；论述国史研究方法的有张启华的《研究国史的几个方法问题》和《运用矛盾法则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讨论国史分期的有：葛仁钧的《论新中国的历史分期》、周一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发展述论》、刘国新等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阶段划分的探讨》；探讨国史学学科建设的有：金隆德的《关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几个问题》、李茂盛的《对国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李彦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体系的几个问题》等。这些文章对国史学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国史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新世纪以来国史学理论问题研究取得的进展
    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历史的真相，然而如果不重视历史学的理论建设，终究难以促进研究水平的提高，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归根到底应以理性的思考为首要，因此探讨国史学的理论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新世纪以来，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学者就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学科建设等问题发表了新的研究成果，对国史学科的性质与定位、内涵与外延、理论与方法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和认识逐渐明晰化，[1]但遗憾的是，截至2011年，系统研究国史学理论的专著尚未问世。
    （一）关于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开展国史研究，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好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国史研究是一门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都很强的历史分支学科，指导思想不同，历史观不同，即使是对于同一个历史事实也会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指导思想和历史观错了，得出的结论肯定是错误的。因此，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是坚持唯心史观是国史研究中最根本的问题。当今社会，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重大的理论问题。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2]（p.295）“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展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3]（p.28）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4]（p.163）在国史研究中也应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根本指导思想。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出现了旨在否定中国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乃至否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5]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竭力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指导，这股思潮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6]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共产主义运动转为低潮，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空前的质疑和挑战。90年代，雷戈提出建立哲学主义的历史理论体系，[7]这种历史观实际上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否定的基础上的，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周祥森等学者就这种历史观提出了商榷。[8]
    2001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蒋大椿的《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提出超越唯物史观、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史学理论界和哲学界的学术争鸣。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重申国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陈奎元明确指出：“研究国史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9]朱佳木强调，开展国史研究“应当坚持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10]
    2004年，针对我国改革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2006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了“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理论研讨会”，就涉及唯物史观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史学要走向新的繁荣，仍然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同时也应努力使唯物史观与时俱进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