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唯物史观在国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问题，许多学者纷纷撰文，如朱佳木明确提出：“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是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11]田居俭强调：“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12]于沛认为：“国史研究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史研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紧紧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具体体现。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警惕一些人通过所谓‘重新评价’历史，歪曲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13]张世飞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观察一切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根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14]宋月红提出：“国史初兴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应用并与新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的过程。”[15]“唯物史观为包括国史研究在内的历史研究奠定了指导思想基础和史观基础。”[16]有林撰文指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和编纂国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社会历史领域来说，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的唯物史观”。[17]曹守亮认为：进入21世纪，“中国史学已不再局限于经典文献的个别章句及其诠释，而是把唯物史观作为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问题，体现了一种发展和创新的精神，更体现出一种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自觉意识”。[18]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时代特征、人民愿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19]（p.21）2012年6月2日，李长春指出：“要深刻阐明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20]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伟大发现，是一种开放的和发展的科学学说。怎样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国史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确保国史研究正确方向的重要保障。国史研究工作者应该自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尊重历史事实，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客观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理论研究带动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深化，以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促进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发展，努力推进国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二）关于国史研究的主线
    把握历史发展的主线，不仅能够了解历史本身，知道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而且能够深刻地理解各种重大事件出现的历史原因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早在1994年，杨亲华就对国史研究的主线作出了归纳，他认为当时对国史主线问题的研究存在四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线应当侧重于宪法第一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国史要写建国前，中国人民是怎样在党的领导下，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而奋斗，建国后，又经过什么步骤，由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探索和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线；第三种意见认为，上述两种意见并不矛盾，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只是视角不同而已，两者可以相互参照和补充；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是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基础和中心内容的，或者说是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主线展开的”。[21]
    进入新世纪，国史研究的主线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许多学者发表了不同的见解和主张。目前，关于国史研究的主线，学界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条主线说。刘国新认为，应该“把发展作为国史研究的主线，进一步加强对建国以来历史规律的研究，为党和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历史依据”。[22]程中原指出：“以建立、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和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主线。”更简明的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开创和发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主线。”[23]张启华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条主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24]齐鹏飞认为，国史发展的主线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巩固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25]沙健孙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26]
    三条主线说。朱佳木认为，国史的主线至少有三条：“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三条主线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影响和左右着国史的发展，共同决定着我们国家始终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为自己的最高利益。”[27]
    综观以上学者对国史研究主线的界定，大多包含“发展”这一核心，胡锦涛指出：“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28]因此，在研究国史主线问题时，应该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三）关于国史的分期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行分期是国史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由于划分的依据不同，对国史的分期也存在不同意见。
    进入新世纪，国史研究工作者纷纷撰文对国史分期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赵德馨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为标准，将国史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1956年、1957-1978年、1979年以后。1956年中国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78年启动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29]王德新把新中国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但具体时段的划分与上述“三阶段说”略有不同，他主张：1949年10月至1956年12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57年1月至1976年10月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时期；1976年10月至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30]《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一书也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划分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个阶段。陈明显也持这种观点。[31]
    齐鹏飞认为，可将新中国的历史划分为1949-1956年、1956-1966年、1966-1976年、1976-1992年、1992年至今五个阶段。[32]李良玉虽然也将1949年以后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但认为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性标志。由此，中国当代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1949-1956年的中心内容是接管政权、稳定经济、建立计划经济模式与完成所有制改造；1956-1966年的中心内容是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和纠正“大跃进”的极左错误；1966-1976年的中心内容是十年“文化大革命”；1976-1989年以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为主要内容；1989-2001年的主要特点是由维护稳定转向改革和发展的新高度。[33]
    朱佳木从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角度对国史进行了分期，他指出：1949-1956年是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以苏联的建设道路为目标模式的时期；1956-1978年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要突破苏联模式，试图用计划经济体制加群众运动搞建设的时期；1978-1992年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在经济体制上试图采用计划经济加市场调节模式的时期；1992-2003年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局面的时期，或者说是确定建立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2003年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时期，或者说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的前提下，开始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时期。[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