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研究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关的理论问题研究取得突破，这是从事这项研究的许多学者共同认识到的。笔者在15年前出版的《中国早期国家》一书用很大篇幅讨论与中国国家起源和早期国家问题有关的一些理论问题，曾引起关注。但这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还非常多，对于已经讨论过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如何理解中国个案对人类学中某些理论模型的适用性问题，学者的意见还很不一致。其中比较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对酋邦模式的意义应怎样看待。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有少数研究围绕这个问题提出一些依据不足的分析和结论性意见，对于准确认识酋邦概念和有关理论的意义似乎并没有帮助，也没有准确把握整个研究所应针对的问题的实质，甚至在某些问题中形成认识上的某种混乱。笔者认为在当前对中国国家起源和早期国家研究的理论问题的探讨中，准确了解学术史上有关的理论研究的真实情况，以及有关的概念或理论的真实内容，还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能探讨对于推进中国个案的研究而言，真正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是什么。本文拟就此问题，结合近年来看到的一些研究情况谈一些意见，以供讨论。
    一、国际学术界关于酋邦分布问题研究的情况及这一问题的学术意义
    酋邦概念和相关理论为解释人类在前国家时期政治组织发展状况的问题提供了有用的工具，近年来在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已被很多研究所运用。拙著曾就酋邦分布的问题指出：“在现代人类学视野中，酋邦类型的原始社会在世界各地区的分布十分广泛，因此这一类型有很大的普遍性。”①这一表述实际上与大多数人类学著作中对同样问题的表述应该说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近年来有学者却提出另一种估计。如不久前沈长云、张渭莲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一书中认为“所有已知的历史上的原始国家和原始文明都是由酋邦社会发展而来的”，他们把这种认识说成是“当代主流文化人类学者”的“基本理论”。②实际上，对国际学术界在酋邦问题上的研究态势作这样的概括并不准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于世界许多地区早期历史研究的新进展确实为深入研究人类政治组织演进提出许多新问题。尤其是部分对人类学方法感兴趣的学者提出关于许多地区早期历史进程的某些新的解释性意见很值得重视和研究，其中有些涉及酋邦概念的运用。如在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美国人类学教授T.厄尔主编的《酋邦：权力、经济和意识形态》一书，即有不同学者分别讨论欧洲许多地区历史上出现过的酋邦形态问题。③该书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着力研究酋邦问题的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
    但应该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类学在早期政治组织演进方面所提出的诸多理论与方法，包括酋邦理论在内，其主要论据是来自作为人类学传统方法的、对可观察对象所作田野工作的结果。而90年代以后发表的许多对欧洲等地区较早历史年代中酋邦个案的研究，实际上使用的主要已不是典型和完整的人类学方法，因为所讨论的对象已无可观察之可能，所以它们更多的是依靠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乃至政治学的方法等等。如在《酋邦：权力、经济和意识形态》一书中撰文论述古希腊酋邦问题的是作为“政治科学家”的Y.H.弗格森，④而当K.克里斯汀森提出公元前1500年前后酋邦曾分布于“从迈锡尼地区和小亚细亚直至中欧与斯堪的纳维亚”的广大区域时，她是在《考古学个案的研究·铜器时代》这个标题下论及的。⑤至于该书中论述英国历史上的酋邦问题的文章题目就是《英国史前史上的变化模式》，论者在讲述有关学术史时特别提到：“是(考古学家)科林·伦弗鲁将酋邦概念引入了英国考古学。”⑥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有关这些地区酋邦问题的新论点主要不是来自人类学本身调查与研究的新成果，其本质是在针对各相关地区历史课题的方向上，利用考古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概念和方法与人类学理论或“模型”相结合，并使之相互印证和合理应用。这同中国学者在中国个案上运用人类学成果开展同类研究的情况是相仿的。厄尔在《酋邦：权力、经济和意识形态》一书“序言”中说，为该书所做的学术组织工作的“目的是将世界各地对酋邦作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志(按指人类学中专注田野调查的分支)研究的学者聚集在一起”。⑦他还对弗格森关于古希腊酋邦的研究评论说：“弗格森，一位政治学家，不仅提供了对希腊和意大利的历史学的分析，还提供了来自人类学领域之外的有价值的观察角度。”⑧都完全反映了这种情况。
    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一些学者对于世界更多地区酋邦个案的研究并不完全或主要是来自人类学本身的变化。所以并不能像有些学者简单地归结的那样，把国际学术界对酋邦研究的某些新情况不加分析地夸大为“当代主流文化人类学者”的“基本理论”，甚至更扩大范围说“塞维斯等当代主流文化人类学者视酋邦为人类社会普遍经历的组织形式”，⑨这都是很不准确的。事实上，不仅塞维斯等都并未这样表述过酋邦在分布上具有绝对普遍性的意见(详下文)，而且近年来国际学术界有关研究的内容本身也并不只是指向证明酋邦模式的绝对普遍性。
    比如上文提到的K.克里斯汀森就在研究中提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述过的“军事民主制”或“日耳曼生产方式”问题，并认为这是由恩格斯“揭示出来”的她所提出的“分散的分层社会”类型的“一个历史性的个案”。⑩而我们都知道恩格斯所说的“军事民主制”概念来自摩尔根，其特征明显不同于酋邦。这表明克里斯汀森并未主张酋邦模式具有所谓“绝对普遍性”。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者实际上了解克氏对于恩格斯“军事民主制”研究的观点“正与谢维扬以及其他大多数中国学者所持有的观点相同”，但也许是为坚持其关于酋邦分布的“绝对普遍性”的认识，表示“(克氏)这种观点是否一定正确，看来还大有需要讨论之处”，(11)但并没有给出进一步讨论的细节。此外，对于“军事民主制”问题的存在，主张酋邦分布的绝对普遍性的学者依其逻辑是应该不予承认的。但有些学者虽然严厉批评主要根据恩格斯、摩尔根的研究讨论过欧洲早期历史上的“军事民主制”问题的拙著是“缺乏对当今古典学研究新进展的了解”，却又在书中其他部分以很大篇幅正面论述古希腊、罗马历史上的“军事民主制”。(12)这种前后出版矛盾的写法令人费解。总之，所谓酋邦分布的绝对普遍性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当代国际学术界的公论，明确这点对于我们准确把握酋邦概念和理论的本来意义有积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