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学和远古历史的研究中，“文明”是一个具有组织性功能的概念，它有助于把关于人类早期生产、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林林总总的研究，整合成一个边界相对清晰、题材相对具体、方法相对鲜明的领域。不过，一旦出了人类早期文明研究这个范围，所谓“文明史”大抵还只是一种通史或教科书的编纂体系，或者是一个综合性的历史写作和教学的平台，而不能视作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以“文明”为框架来编写通史或教科书，确实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包含特定的思想取向。相较于那些以政治、社会或政治经济为中心的通史和教科书写法，文明史写法的突出优势在于扩大视野，增添容量。而且，只要把人类的过去经验视为文明的发展和变化，就必定会提升技术、思想和精神的历史意义，对各种“传统”的史观（如绝对的经济决定论或机械的社会形态史观）起到挑战或纠偏的作用①。在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历史教学中，文明史还被当成一种教学改革的路径，是对旧的教科书体系的补充或替代②。诚然，这样的文明史写法难免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意蕴。
    另外，文明史还被作为一个整合多种资源与路径的研究和教学平台。在美国一些大学，基于英文系和历史系的合作而组建的“美国研究”项目，有的径直称作“美国文明”，便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生培养平台。在中国某些大学里，诸如“世界文明史”或“世界文明研究”这样的设置，大体与“世界史”类似，也是一个把地域、民族、文化和专题等要素结合起来的学术平台，目的是争取或整合学术资源，更好地组织和协调世界史的研究与教学活动。这类平台在功能和作用上与学科近似，也不具备专门研究领域的特征。
    文明史是否有可能成为一个研究领域，这取决于它能不能拥有专门的研究题材，形成独到的方法论，与其他史学领域之间形成明确的边界，同时又能对它们产生辐射性的影响。这样就需要重新界定“文明”，并以某种具有操作性的“文明”概念为核心，来构建一种或若干种文明史的研究范式。
    一、“文明”概念的不确定性
    不论是就用法的复杂多样而言，还是从含义的驳杂混乱来看，“文明”都可以在“麻烦词排行榜”上居前几位。不仅学术界使用这个词，而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提到它。不过，无论就何种含义而言，“文明”在中文世界都是一个“舶来品”，因为当今人们使用的“文明”一词，同见于中国古代文献的“文明”（如《周易》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并无语义学的关联。“文明”是“civilization”的汉译③。“civilization”这个词出现于18世纪中期的欧洲，其产生的语境十分复杂，最初其含义就呈多样的态势④。而且，在后世的使用中，这个词的内涵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其边界也因不断扩展而显得愈益模糊。于是，“文明”的概念就具备突出的不确定性，使得对文明史的界定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⑤。
    对于这样一个含义多样、用法混乱的词，要就其各式各样的语义做出细致的考辨，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即便是仅做一点粗略的类型学分析，也能看到文明概念在含义上罕见的复杂性。大致说来，学术界使用的“文明”一词，在不同的情况下具有不同的学科方面的侧重或偏向。有哲学意义上的文明概念，例如在黑格尔的理论中，文明不啻是“绝对理念”的展现；而一般的哲学著作或许倾向于把文明看成人类的精神特质或禀赋，它把个体的人相互连接起来⑥。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文明概念，把文明理解为人类作为群体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和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及其结果⑦。有心理学意义上的文明概念，认为人类的行为习惯及其相应的观念经历了改善性的变化，从粗野、肮脏走向文雅、礼貌、卫生⑧。有人类学意义上的文明，指的是人类奠基于长期积累的知识和技术之上的行为方式；有的学者还用文明对文化做类属的划分，也就是以某种文化或族群为中心区分不同的文化复合体，如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犹太文明等⑨。还有一种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文明概念，侧重的是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人类社会形态，如早期文明研究中的陶泥文明、农耕文明，现代文明研究中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当然，还有从意识形态着眼使用的“文明”，诸如西方文明、东方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都大体类此。
    美国人类学家A.L.克罗伯说，对（实际存在的各种）文明的含义和边界的界定，主要是一个历史的问题⑩。可是，历史学家通常不太擅长从理论上讨论概念，他们习惯于用题材、路径和方法来体现他们对某一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从已有的各种文明史著述来看，历史学家在使用“文明”一词时，很难说有什么共识。他们笔下的文明在含义上五花八门，在边界上同样难以确定。
    大致说来，历史论著中的“文明”概念，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用法。第一，用“文明”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形成与“野蛮时代”相续并相对的“文明时代”的提法。第二，接受早期人类学的观念，把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演化区分为“蒙昧、野蛮、文明”（savagery，barbarism，and civilization）三个阶段，以“文明”为更高级的阶段。第三，把“文明”作为人类的生活方式，侧重生产活动、技术形态、艺术成就和宗教信仰等。第四，用“文明”界定人类共同体的特征，也就是把基于具体地域的具有相对复杂的行为、制度和观念体系的人群视为一个共同体，同“社会”的含义相近（11）。第五，把“文明”作为“文化”的近义词或同义词使用，或者是以“文明”对“文化”进行归类，通常是把若干相近的文化归入一种文明，如西欧文明、拉美文明、黑非洲文明；也有学者着眼于文化的阶段和等级，把较高级的文化称作“文明”（12）。第六，侧重历史书写方式，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称作“文明史”。不过，历史写作中“文明”的这些用法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经常是纠缠交错的。更直白地说，历史学界习惯于混用不同意义上的“文明”概念。
    更大的困扰也许在于，“文明”概念还天然包含着价值、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意涵，这使得历史学家在使用这个概念时随处都可能遇到陷阱。
    按照一般的用法，“文明”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在现代术语中，“发展”意味着向前或向上的变化，因之往往成为“进步”的代名词。于是，文明的概念便直接指向线性的进步观。
    “文明”是从“野蛮”发展而来的，是人类走向“进步”的表现；“文明”也呈阶段式或阶梯式的演进，人类历史的趋势是从低级文明发展到高级文明，从简单文明演化为复杂文明。既然文明有“先进”和“落后”、“高级”和“低级”的分野，那么人类历史的目标就是不断追求“文明”。美国的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和菲利普·李·拉尔夫正是出于这种观念来编写世界通史的。他们认为，文化有发展程度上的差别，“文明”正可用来区分文化的不同的发展程度；或者干脆说，“文明即一种先进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史”也就是人类争取“文明”的斗争史，这种斗争的内涵和目标乃是不断追求“理智的发展和尊重人的权利”（13）。这就是说，“文明”是文化发展和进步的产物。这与斯宾格勒的“文明”概念正相对立。斯宾格勒谈到，每一种文化都必经历生长、强盛、衰落和死亡的过程，其死亡和僵化的形态就是文明，因之文明是文化的结局和归宿（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