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Powell,J.w."From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no.2(Apr.,1888):98. (13)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卷,第1、26页。 (14)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53-55页。 (15)参见李孝迁、林旦旦:《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及回应》,《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6)Wood,Gordon S.The Revolutionary Characters:What Made the Founders Different.New York:Penguin Books,2006,12-14. (18)See Mazlish.Civilization and Its Contents.20-72. (19)参见崔新京:《福泽谕吉“文明史观”的双重透析》,《日本研究》1990年第3期;吴怀中:《“文明史观”在近代日本对华认识及关系中的影响--从思想史与国际关系的接点出发》,《日本学刊》1998年第5期。 (20)Bentley,Jerry H."Review of Civilization and Its Content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40,no.4(Summer,2007):1008. (21)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董建中、王大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3、40-44页。 (22)皮特(彼得)·N.斯特恩斯等:《全球文明史》,赵轶峰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上册,第23页;赵轶峰:《〈全球文明史〉的独特视角》,《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 (23)马克垚谈到,“世界的历史就是文明发展变化的历史”;“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如何说明文明的发展,是文明史研究者的中心议题”。在这样的“文明”概念之下,“文明史”自然是无所不包的。见马克垚:《世界文明史导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布罗代尔则分别从“地理”、“社会”、“经济”和“集体心态”等维度探讨文明的内涵,仅把政治、战争等要素排除在“文明”的视野之外;他根据这种“文明”概念写成的《文明史》,大体上相当于一部世界通史。见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1-56页。 (24)See Fox,Dixon Ryan."Civilization in Transi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2,no.4(Jul.,1927):753-768. (25)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册。 (26)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9-67页。 (27)葛兆光:《文明史的研究思路--以宋代中国的历史为例》,《学术界》2003年第4期。 (28)段启增:《初论文明史研究》,《齐鲁学刊》1998年第5期。 (29)例如,美国历史学家佩里·米勒的《新英格兰心智》一书,在美国历史领域被视为一部思想史名著,而“美国文明”研究项目的人则把它看成是最重要的美国文明史著作。另外,美国某些大学的“美国文明”研究项目还把其宗旨界定为“重建美国过往的各种文化”。这与文化研究和文化史的旨趣又有何区别呢?See Murphey,Murray G."American Civilization in Retrospect." American Quarterly 31,no.3(1979):402-406. (30)Kavolis,Vytautas."Civilization Analysis as a Sociology of Culture." Sociological Theory 3,no.1(Spring,1985):29. (31)在科林伍德看来,“野蛮”和“文明”不仅是前后相续的两个阶段,而且是同时并存并相互对立的两种状态;纳粹德国与同盟国的冲突,就是“野蛮”反对“文明”的战争。See Newman,Jay."Two Theories of Civilization." Philosophy 54,no.210(Oct.,1979):476-478. (32)这是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最重要的方法论主张,对后来的世界文明史的写作具有很大的影响。例如,以倡导社会史著称的美国学者彼得(皮特)·斯特恩斯主持编写的《全球文明史》,其主旨便是“讨论这个世界主要文明的演进和发展”。皮特(彼得)·N·斯特恩斯等:《全球文明史》,赵轶峰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上册,第l页。 (33)人类经历中有许多残酷和暴虐的事件与现象无论如何也难以归入“文明进步”的动力的范畴,这时就会使文明史叙事遇到很大的困扰。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杰克逊在他写的20世纪欧洲历史教程中,无法把血腥的战争、残暴的迫害和巨大的技术进步、辉煌的艺术成就纳入同一个叙事系统,便只能用“文明”与“野蛮”对举的方式来概括20世纪欧洲历史的特点。参见加布里埃尔·杰克逊:《文明与野蛮:20世纪欧洲史》,余昌楷、李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34)我本人在讨论美国白人社会及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文化征服和改造时,曾涉及“文明”的观念和话语的作用。参见李剑鸣:《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6-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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