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于陶寺和良渚遗址是否表明当地在遗址存在时期已形成国家的问题，笔者认为除资料方面的工作外，目前仍需在理论准备方面再作更深入研究，不宜匆忙下结论。这样说的原因是，尽管近年来在两地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有重要收获，对突破中国国家起源研究意义重大，但有一点仍未根本改变，即在目前的考古学证据意义认定理论的水平上，我们还无法确定某些种类的人类早期生活物质遗存与当时存在的社会政治制度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比如被许多学者看重的大型公共建筑(包括祭坛、城墙等等)、金属器具、文字(或原始刻画符号)等遗存，能否作为国家存在的绝对证据，还需要通盘研究。因为现代的人类早期政治组织演进理论告诉我们，人类在国家出现以前在物质能力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往往是超出人们原先的估计和认识的。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关系，能够直接标示其存在的、有确定效力的物质证据或许只能是诸如反映官署存在的官印及官署文件、文书等等。这些当然目前在陶寺、良渚遗址中都未能发现。因此国家关系存在的直接证据是缺乏的，而两地在当时实际存在的是某种较发达的前国家复杂社会和政治形态的可能性目前还不能完全排除。笔者认为最终结论将取决于资料和理论两方面工作的新进展。
    (三)对酋邦概念及相关理论的含义及其对于中国个案的适用性，应作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全面的阐释。国内研究在援用酋邦概念解释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方面是有重要成果的。但学者们对这一概念和理论在中国个案研究中作用的认识尚不尽一致。其中有很多是同目前因有关研究不够而导致的误解有关。酋邦概念尽管是由人类学提出的，其本身的学术史背景又较为复杂，而且其对于特定历史学个案的适用性也是有条件的，但它毕竟正确揭示了人类早期政治组织演进中的一些现象，至少补充或修正了以往某些理论模型的缺失，对于说明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的许多敏感问题有很好的说明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到中国前国家时期政治和社会发展可能达到的真实高度和局限性，以及看到古代人群的具体政治行为与国家制度形成之间的关系等。我认为对这个概念和相关理论还是要充分重视。迄今国内对酋邦理论的研究其实还在很低的水平上，而如果有关研究得以加强，相信对其作用的认识会进一步加深。
    在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理论研究中，还有一些问题，如中国最早国家形成的历史性条件、中国各区域国家化进程的关系与比较、中国前国家时期社会成员构成特点、中国古代国家专制主义特征的起源等等，都需作深入研究。根据中国国家起源研究自身的要求确定研究的突破口，是研究中国国家起源理论的正确策略。经过对以往研究得失的冷静反思，中国国家起源研究应该会推进到取得更重要成果的新阶段。
    附识：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第五期)“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5106)的资助，谨致谢意。
    注释：
    ①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页。
    ②沈长云、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③T.Earle ed.,Chiefdoms:Power,Economy,and Ideology,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④Y.H.Ferguson,"Chiefdom to City-state:the Greek Experience," in T.Earle ed.,Chiefdoms:Power,Economy,and Ideology,pp.169-192.
    ⑤K.Kristiansen,"Chiefdoms,States,and Systems of Social Evolution," p.27.
    ⑥R.Bradley,"The Pattern of Change in British Prehistory," in T.Earle ed.,Chiefdoms:Power,Economy,and Ideology,p.46.
    ⑦T.Earle ed.,Chiefdoms:Power,Economy,and Ideology,p.xi.
    ⑧T.Earle ed.,Chiefdoms:Power,Economy,and Ideology,p.xii.
    ⑨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⑩T Earle ed,Chiefdoms:Power,Economy,and Ideology,p.19.引文中“历史性的(原文：historical)”意指“真实的”，详下文。
    (11)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第296页。
    (12)沈长云、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