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看来，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30年的分期争议不大，分歧主要集中在对于“1976-1978年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如何进行划分。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两年是被放在1976年以后的“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中的。进入新世纪，许多学者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改革开放的起点，将这两年单独划分为一个阶段。如章百家认为，从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是改革开放的酝酿准备阶段。[34]2008年5月，李长春在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30年前，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举国欢腾，人心思变，百业待举。但许多人还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晚年错误，‘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两个凡是’的禁锢依然是严重障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2008年12月，党中央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对这一阶段的判断延续了前述看法。这表明，中央对这两年的定性有所改变，也更加符合历史真实。
    对于改革开放后国史的分期，学者们也有几种意见。大多数学者以1992年中共十四大为分界线，但也有学者提出，这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无疑是重要的”，还可以考虑以“1989年为标志，也是我们今后值得考虑的一个重要依据”。[35]
    张世飞认为，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可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主题为改革开放的起步和全面展开；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到现在，主题为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第一阶段又可细化为两个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主题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到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主题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36]胡安全则对中共十四大以后的历史又以2000年为分界线进行了划分，认为自2001年初以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37]
    郑必坚从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角度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分为四个阶段，即1978-1982年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4年；1982-1992年是开始全面改革、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道路、基本路线并大胆探索改革目标的10年；1992-2002年是经受住政治和金融风波考验而更加坚定奋进，有系统地确立指导理论、基本纲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实现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的10年；2002年以后是进一步明确界定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38]
    章百家以党的代表大会为划分阶段的主要依据，认为改革开放史可以分为1976-1978年、1978-1982年、1982-1991年底、1992年至20世纪末和进入新世纪五个阶段。[39]武国友也持此种看法。[40]
    以上分期方法大多以党的重要会议为标准，各有一定的道理。国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对国史的分期问题是国史学科建设中一项具有奠基意义的工作，因此对此理论问题的探讨十分重要。只要是从历史本身出发，能够反映国史各个阶段的特征与内在规律的意见我们都应该进行充分讨论，以求得出更加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
    （四）关于国史的研究方法
    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方法论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正确认识客观历史的工具，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我们研究和编纂国史，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国史中的具体问题，包括分析、比较、综合等方法，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作出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既要研究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验，又要把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联系起来研究；从各种角度、各种关系的比较中发现事物的本质特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既要站在现今的立场上研究新中国的历史发展，又要把历史事件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研究；要将历史事件的各个部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既要研究国史中成功经验，又要对失误和挫折进行分析，从中汲取有益的部分，以资鉴戒。朱佳木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经验应当注意的几个方法问题》、程中原的《国史研究中的若干理论与方法问题》等文章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述了在国史中应如何开展历史经验的研究。
    除了以上这些基本方法，新世纪以来，国史研究中广泛运用了口述历史、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1.口述历史的方法
    口述史在国史研究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研究者可以通过采访当事人、亲历者，着力还原历史的真相，这不但弥补了国史研究史料不足的问题，还可以纠正档案文献记载可能存在的偏差，而且生动、具体、细腻的口述史料也使得国史写作和研究充满活力。自改革开放后，口述史研究逐渐兴起，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口述史料大量在历史纪实著作中运用，一大批口述史研究成果相继出版。
    2004年，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成立后，口述史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系统研究口述历史的论文，如朱佳木的《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口述史学》，程中原的《谈谈口述史的若干问题》，姚力的《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再论国史研究与口述历史》，秦汉的《当代中国口述史的发展及其文化身份》，宋学勤的《当代中国史研究与口述史学》，王胜的《乡村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李桂华的《口述史学与当代中国史研究》，闫茂旭的《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口述史问题：学科与方法》，赵夷平的《口述历史与国史研究》等。口述史学方法的运用不仅为我们研究国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独特的研究视角，而且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人口史、妇女史、婚姻史等。但目前口述史学仍存在没有完备的规范、资料如何保存、口述历史的可信程度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