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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负责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稿》1-3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1984年版），丁名楠、张振鹍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也都以丰富的史料，严密的论证，在有关章节中论述了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余绳武等著《沙俄侵华史》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1981年版），从整个世界局势和俄国的对外扩张战略的考察中来论述其侵华的政策和行动，对中俄东北、西北的疆域形成作了周密的订正，反映了该书在科学性、史论结合等方面颇具功力。 （二）近代中国疆域及边疆地区的管辖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近代疆域和中国古代疆域相比变化很大。中国近代疆域的基础是什么？中国政府是怎样对边疆进行管辖的？一些著述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 陈连开《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和民族》（《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都是以资本主义破坏其独立以前的疆域来确定其历史疆域的，中国自然也应该如此。因此，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前的清代版图，就是中国近代疆域的基础。谭其骧《对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和边疆的几点看法》（《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1期）也提出，中国近代的疆域应以鸦片战争以前的疆域为基础。张博泉等著《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首次详细论述了东北疆域的发展。尤中著《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方国瑜著《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反映了这阶段西南疆域史研究的重要进展。尤著全面系统地考察了中国西南疆域变迁的过程。方著从历史地理角度考订了我国西南边疆各个政区不同时代的不同情况。 王魁喜等著《近代东北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详细论述了中国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经营和管辖。刘邦厚《1861年后清政府在黑龙江右岸的巡边活动》（《北方论丛》1980年第3期）、《1861年后清政府在黑龙江左岸的巡边活动》（《瑷珲历史论文集》，1984年编印）分析了清政府为抵御沙俄侵略渗透，在呼伦贝尔和黑龙江左右岸等地区加强边防所采取的措施。 光绪年间新疆和台湾建省是清政府加强对边疆地区管辖所采取的重要措施。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的《新疆简史》第2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纪大椿《论清季新疆建省》（《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沈传经《论新疆建省》（《新疆历史论文续集》，1982年）、齐清顺《新疆建省及其历史意义》（《西域史论丛》第1辑，1985年）等认为，新疆建省是清政府为了抵御沙俄扩张和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而在行政建置上进行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加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促进了新疆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抵御外来侵略和维护祖国统一。陈在正《台湾建省方案形成过程的考察》（《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1874-1875年清政府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与对台湾地位的新认识》（《台湾研究集刊》1986年第1期），概述了台湾建省的过程，指出正是因为加强海防建设的需要，才促进了台湾建省的实现。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台湾及东南沿海的海防，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三）近代边疆开发和社会发展 近代边疆开发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引发了边疆社会的变化。这是近代边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另外，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生活也要求史学工作者关注这一课题。戴逸《加强边疆开发史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从宏观上阐明了边疆开发史研究的内容、意义和方法，强调指出只有研究清代和近代边疆开发的情况，才能够更深刻地认识边疆的现状。钟祥财《试论中国历史上开发边疆的经济思想》（《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指出，近代以来，陈炽和邵作舟等人都把边疆建设作为振兴商务、促进民族经济的重要内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更是一份全面发展中国近代经济的宏伟蓝图，边疆的建设在其中占有很大的篇幅。董万仓《光绪初年吉林东部边疆的开发》（《北方论丛》1980年第5期）具体论述了1881年吴大瀓等人在吉林东部边疆宁古塔、三姓、瑷珲等地进行移民实边、试办屯田、驻军屯垦等项工作。马东玉《冯子材与海南岛开发》（1987年12月9日《光明日报》）介绍了1887年冯子材在海南岛大力组织军队士兵开山劈岭筑路的开发壮举。曲从规《近代黑龙江流域金矿业的开发与兴办》（《瑷珲历史论文集》，1984年）对黑龙江金矿业近50年的盛衰起伏作了宏观考察。姚永森、陈万钧《论近代台湾资本主义开发的先驱者刘铭传》（《福建论坛》1984年第5期）认为，刘铭传企图在台湾建立独立自主的近代工业体系，以便有效地与敌争利，并进而达到求富的目的。 随着近代边疆的经济开发，边疆的社会和人口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学者分别探讨了新疆、内蒙古、东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内蒙古一些地区社会形态和人口问题等。邓波《近代新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新疆经济研究》1984年第7期）认为，近代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尽管自然经济为其主要特征，但商品经济也在缓慢地发展，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另一方面，商业资本在新疆有特殊地位。汪炳明《蒙古实业公司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探讨了清末蒙古的资本主义发展，认为20世纪初，在外国和内地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一部分蒙古王公开始从事资本主义经营活动，同时蒙古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企业。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清末民初由蒙古王公联合清廷大员及内地官僚买办资本家筹办的蒙古实业公司。赵云鹏《清末至民国时期辽宁民族工业初探》（《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5期）分几个阶段考察了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辽宁民族资本工业，认为辽宁工业有偏于轻纺、资本少、规模小、技术差、竞争力弱等特点。朱风《近代阿拉善旗社会初析》（《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1年）认为，近代阿拉善旗在生产关系上，除了劳役制以外还有不同形式的雇佣制和劳动牧民之间的合牧制。张植华《清代至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口概况》（《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年第3-4期）依据有关档案，对清末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口变化以及民国时期内蒙古各盟旗蒙古族人口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同类文章还有沈斌华《近代内蒙古的人口及人口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等。 （四）边疆民族和人物 1979年1月，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编辑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是其中一种。同年3月，编辑出版任务下达各省区，并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此后，55个少数民族简史陆续出版。到1987年底，已经出版了7种，它们是各编写组编写的《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达斡尔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俄罗斯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门巴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畲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等。这些著述记述了该民族进入近代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情况。 近代边疆是一个舞台，许多人在这个舞台上活动过，对近代边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产生了影响。正因为如此，近代边疆人物就成为这阶段近代边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专文论及的近代边疆人物主要有：抗俄英雄寿山，珲春勘界的吴大瀓，蒙古族人民起义领袖嘎达梅林、进步思想家罗布桑却丹、王公贡桑诺尔布，收复新疆的左宗棠，谪戍新疆的林则徐，抗击法军的刘永福，经略台湾的刘铭传等。在专著方面，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这阶段出版的在少数民族人物方面有影响的著作。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两大领袖之一，对历史上西藏的政教有着重要影响。该书依据藏文版的历代达赖喇嘛传和大量中外资料，从1391年一世达赖喇嘛降生写起，到1952年十四世达赖欢迎班禅返回扎什伦布寺为止，叙述了历代达赖喇嘛的生平，兼及历代班禅的事迹，对近代西藏宗教和社会情况多有叙述。 （五）领土和边界 从70年代起，由于对外关系的实际需要，边界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随着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初步发展，有关论著也多了起来。除前述《沙俄侵华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近代史》等书有这方面内容外，还有一些具体论著分别涉及中朝边界、中俄边界、中印边界、中越边界、南海诸岛、钓鱼岛等问题。 中朝边界研究。19世纪80年代，中朝两国界河图门江段产生争议。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间岛归属问题，掀起轩然大波。此后，经过吴禄贞等据理力争，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高永一《间岛问题的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分析了间岛问题产生和解决的过程。 中俄边界研究。张本政《评1886年中俄勘界》（《学术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论述了自图们江口至乌苏里江口一段边界第二次“会勘”始末，认为在这次勘界中，中国收复了一部分1860年以后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步平《中俄东部边界西段的勘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1辑，1987年）分析了1910年至1911年中俄派员会同勘测呼伦贝尔地区中俄边界，签订中俄《满洲里界约》的始末，指出此举奠定了中俄东部边界西段的基础。李之勤《略论〈中俄伊犁条约〉关于西疆分界的条款》（《西北历史资料》1983年第1期）全面论述了条约签订对中国西部边界的影响。赵春晨《谈〈中俄伊犁条约〉的性质和清政府谈判的成败》（《西北历史资料》1983年第2期）论述了清政府在改约谈判中的成败得失，以及曾纪泽个人的功过。黄盛章《清代在帕米尔的管辖范围及其变迁》（《中亚研究资料》1986年第3-4期，1987年第1-2期）详细考定了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中国在帕米尔地区的主权管辖范围的变化。刘存宽《中苏帕米尔争议的历史背景》（《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指出，这一问题的争议现存的唯一依据就是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喝尔界约》，任何越过或离开这个条约的其它解决办法都是行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