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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界研究。这阶段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值得注意的著述有，金宗英《1899年英国建议划定中印西段边界照会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1辑，1987年）。该文详细论述了中印边界西段的形成与界务纠纷的交涉。此外，周伟洲《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也列有专章论述了中印边界问题。 中越边界研究。中越边界有陆界和海界之分，都涉及领土的归属。戴可来《漏洞百出，欲盖弥彰--评越南有关西沙、南沙群岛归属问题的两个白皮书的异同》（1980年6月9日《光明日报》）、韩振华、吴凤斌《驳越南当局所谓黄沙、长沙即我国西沙、南沙群岛的谬论》（1980年8月1日《人民日报》）等文，以大量事实论证了越南历史图籍中所说的黄沙、长沙都是越南近海的一些岛屿、沙滩，同我国西沙、南沙群岛没有任何关系。 钓鱼列岛研究。钓鱼列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早在明代就已经划入中国版图，19世纪末为日本侵占。1945年日本投降后，该岛屿本应同台湾、澎湖列岛一起归还中国，但日本却宣布其对该岛屿拥有主权，从而制造了中日间的领土争端。周兆锐《钓鱼岛等岛屿问题的来龙去脉--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的领土》（《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2-3期），概述了钓鱼列岛的历史、主权归属以及有关中日间的争端。于福顺、刘耀祖编的《钓鱼列岛历史资料》（《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1辑，1987年）摘录中外文献63种，叙述了钓鱼列岛的地理形势、主权归属和中日交涉等问题。 （六）对中国近代边疆研究史的考察 前曾指出，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曾两次掀起高潮。这两次高潮的具体情况怎样？为了总结经验，促进学术进步，这阶段一些学者对这两次研究高潮进行了研究。 赵俪生《论晚清西北之学的兴起》（《西北民族研究》创刊号，1986年）指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遭到外国入侵力量的胁迫，一大批爱国学者深感边疆地区迫切需要进行过细研究，遂身体力行，由此产生了西北历史地理之学和西北少数民族之学。胡斯振《西北学刍议》（《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综述了民国时期边政学的研究成果，认为1931年以前，由于沙俄策划外蒙古“独立”、“自治”，促使全国人民继续重视西北史地的研究。1931年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西北史地学迅速发展，同时也为边政学研究开辟了新领域，提供了新内容。丛佩远、赵鸣岐《简评曹廷杰》（《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评述了曹廷杰的全部著作及其思想倾向，指出甲午战前，曹廷杰的思想比较激进，爱国和抗俄是其思想的主流。钟兴麒《王国维与西北史地学》（《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分析了王国维的西北史研究，认为王氏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经验，又吸取了世界近代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西北史地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把西北史地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整个中亚地区，大大丰富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内容。吴丰培《顾颉刚先生和所著〈西北考察日记〉》（《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等，评述了顾颉刚的边疆研究和和禹贡学会的业绩。 初步发展阶段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以近代边疆为研究对象，内容涉及较多领域，局面基本铺开，独立学科开始形成。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南，加强对史料的考订和史籍的校勘，出现了许多较高水平的著述。这些为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深入发展阶段（1988-1999年）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世界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发生了变化。这影响了中国边疆地区，使往日是反帝反修前线的中国北部边疆形势得以缓和。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特区”不再仅局限于东南沿海，这给中国辽阔陆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当然，世界局部地区的紧张形势还时有发生，和中国相邻的有些国家也不时对中国提出领土（海）要求，侵犯中国的领土（海）主权。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边疆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变化。国人希望进一步了解边疆，稳定边疆，建设边疆，发展边疆。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适应形势需要，得到了比较深入的发展。 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届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对中国（近代）边疆史地学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对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深入发展起了促进作用。1990年，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会成立边疆史地临时评议小组，鼓励和资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项目，这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协调和发展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方面也加大了力度。1988年，该中心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1年，又创办了理论性、综合性和信息性学术刊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此外，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更广阔的园地，从1988年开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先后组织出版了5套丛书、丛刊，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边疆史地丛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边疆史地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一些边疆出版机构也出版了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丛书，如“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东北文史资料丛编”（辽沈书社出版）、“黑水丛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影印）、“云南史料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指南丛书”（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上述出版物中，有许多是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内容。1999年9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召开了第二届全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50余位边疆史地学者出席了会议。大家认真讨论了1988年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情况，规划了未来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工作。同年秋，马大正任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边疆通史》杀青，即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深入发展阶段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日益繁荣的象征。据不完全统计，1988年至1999年，共出版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专著80余部，发表论文1000余篇，资料书40多种。从主要内容上看，有的是前一阶段所探讨问题的继续和深化，有的是新开辟的领域。归纳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中国（近代）边疆的理论探讨 这包括中国边疆的理论界定和概括、中国边疆研究的社会功能、中国边疆研究的内涵和方法等。 首先是中国（近代）边疆的界定。早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就提出边疆是一国领土的外缘地带。吴文藻也认为边疆有政治上的边疆和文化上的边疆之分。1988年以后，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马大正、华立认为：边疆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一定宽度的地区，具有自然、历史、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自身特点（《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邢玉林指出，近代以来的边疆，是指在国家陆路边界线内侧的或在国家海岸线外侧的、且属于该国主权的边缘陆路领土或海洋领土（《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其次是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的社会功能。丁伟志认为，研究边疆既有体现在政治纠纷与军事冲突中的现实价值，也有体现在和平建设中的经济文化方面的社会效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序》）。邢玉林提出，研究边疆可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强化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提供稳定边疆的历史经验，为边疆的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促进边界问题的解决，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见前引文）。 再次是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与方法。40年代林耀华、吴文藻、顾颉刚曾从环境、人类、文化三要素，政治学、人类学观点，旅行调查和专题研究诸方面进行探讨。90年代初，马大正提出，应当加强边疆政策方面的综合性研究，既要考虑到民族、宗教、边防、外交等政策，又要考虑到近代边疆危机与封建时期边疆政策由成功到失败的演变。特别应当加强现代边疆政权建设及其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研究，边防工作、边界交涉、边疆地区民族关系与跨境民族、接境邻国政治、军事、社会、民族概况等方面的研究（《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和当代边疆问题研究刍议》，《思想战线》1991年第3期）。邢玉林认为，中国边疆史研究应当包含中国边疆通史、中国边疆断代史、中国疆域史、中国边界史、中国边防史、中国边疆社会思想史、中国边疆内外关系史、中国边疆历史学史（见前引文）。 以上关于中国边疆的理论探讨，有的是直接述及近代的，有的虽然不是专讲近代，但对研究中国近代边疆问题也多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