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江南自强军到湖北护军
        张之洞用西法练兵的具体实践是从江南自强军开始的，编练江南自强军的目的是希望用西法建造一支全新的中国军队。他曾经历数中国旧式军队绿营与勇营的种种弊端，认为“各营积习锢蔽深入膏肓，若不捐弃旧法，别开局面”，则无可救药。他所谓的“别开局面”就是聘用洋将以西法练兵，“惟有改以洋将带之，则诸弊悉除”。至于究竟如何用西法练兵呢？张之洞以他惯用的体用哲学表述了自己的建军思想：“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多，技艺必娴熟，勇丁必不当杂差，将领必不能滥充，此七者，军之体也。至于临阵调度运用之妙，赏罚激劝之方，军之用也。凡事必其体先立，然后其用可得而言”（注：《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1052～1053页。）。这种改革方案是全面的，它涉及到兵额、兵源、饷章、营制、武器装备与技战术等方面，这是针对旧式军队绿营与勇营的弊端提出来的，表明张之洞希望采用西法对中国旧的军事制度作一次全面的变革。
        江南自强军是模仿德国军制编练而成的。当时张之洞认为：“陆军以德国为第一。德国营制，每一军必兼有步队、炮队、马队、工程队，数种合之，始成一军”。他希望仿照德国军制编练一支诸兵种合成的新式军队（注：《筹办江南善后事宜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005页。）。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1895年12月27日），张之洞向清廷汇报了自强军初步成军的情况。自强军仿德国营制，设步队8营，每营250人，分为5哨；马队2营，每营180骑，分为3哨；炮队2营，每营200人，分为4哨；工程队1营，有100人。全军共13营，有实数勇丁2860名，约为德国军制每军人数的1/4。张之洞计划将来陆续扩展到1万人，即使“饷巨难筹”也至少要增到5千人。士兵全部招募江苏、安徽的土著乡民，年龄16～20岁，由西医进行体检，并特别规定：“凡城市油滑向充营勇者一概不收”。根据张之洞“以洋将管带操练”的原则，他聘请了35位德国将弁作为自强军的营官和哨官，另设副营官、副哨官之职，由华人任武职者和天津、广州两处武备学堂出身的学生担任，“其带兵操练之权，悉以委之洋将弁，而约束惩责之权，则专归华官，一以通新募勇丁之情，二以事权互相维系，三以逐渐观摩，俾华弁储营官、统领之材”。全军由德国“游击”来春石泰统带，候补知府沈敦和、奏调差委知府钱恂为提调（注：《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1052～1054页。）。因不久之后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自强军改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接办。
        自强军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据梁启超的记载，时人都以为“江南诸军，无如自强军”；他自己观察的结果是：“全军操练仅八阅月，马军仅一月有余耳，而其士躯之精壮，戎衣之整洁，枪械之新练，手足之灵捷，步伐之敏肃，纪律之严谨，能令壁上西士西官西妇观者百数，咸拍手咋舌，点头赞叹，百吻一语曰：不意支那人能如是，能如是”（注：梁启超：《记自强军》，《饮冰室合集》文集2，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页。）。后世的研究者也对自强军在中国军事近代化过程中的意义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美国的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史的专家鲍威尔认为，自强军的建制虽然并不如张之洞所声称的那样完全符合德国军制，但已“确与中国建制的典章不同，而具有欧洲现代军队的特点”；他甚至称它为一支“极端背离中国军事组织传统的新式军队”（注：［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中译本，第56页、第57页。）。罗尔纲先生也称：“自强军的创立，实为日后中国编练新军的先河”（注：罗尔纲：《甲癸练兵志》，《晚清兵志》第3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7页。）。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后，仍然继续编练新军的工作，即用西法编练湖北护军。这一工作不仅是江南练兵的继续，而且湖北护军事实上也与江南自强军有着直接的渊源承继关系。所谓“护军”，是指省城卫戍部队。张之洞在江南编练自强军时，曾经从江南护军中挑选1000人接受德国将弁的教练，经过半年的训练，已是“步伐整齐，枪炮娴熟，颇有可观”。当张之洞得知自己将回湖广总督本任时，他即开始为湖北练兵作打算。他以“湖北居长江上游，会匪出没，武备尤关紧要，第鄂省财用支绌，无力招延洋弁”为由，向朝廷奏请将自强军中已经练成的原江南护军前营500人调赴湖北，作为湖北练兵的模范，“令其转相教习，以开风气”。此奏得到批准（注：《护军前营调鄂教练片》，《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103页。）。张之洞回到湖北后，即以这500人为基本班底，将他们分成前后两营，募勇补足两营额数，编成湖北护军，以游击衔尽先补用都司张彪为前营管带官，四川补用参将岳嗣仪为后营管带官，德将贝伦司多尔夫为两营总教习。湖北护军的营制仍仿德国军制，设前营步队3哨，炮队2哨；后营步队3哨，马队2哨；另设工程队1哨。初成时全军共计弁勇1000人，马100余匹。湖北护军与江南自强军相比，有两点明显的变化：一是不再用德国将弁为营官，而改用华官，只用少数德将为教习。二是饷章不全用德制，而是参酌直隶提督聂士成武毅军饷章“变通办理”，因为湖北财政困难，“饷项难筹”，故不能仿行江南自强军的优厚饷制（注：《设立护军营、工程队练习洋操并裁营抵饷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174～1177页。）。
        湖北护军初成军后，尽管饷项来源极端困难，张之洞仍然想方设法扩充编练，并将一些旧军队改编为新军。他主张“裁营加饷”，即裁减绿营与勇营等旧式军队，将这些旧军饷项移作编练新军的饷项，这样，“款不增而兵可练，人数虽少，较有实际”（注：《裁营腾饷精练洋操片》，《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332页。）。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张之洞不仅练就了一支精锐的湖北护军，而且将湖北原有的武恺军、武防军、武建军等旧式军队改练洋操，编练成为新军。这些以护军为核心的湖北新军就是日后张之洞整编湖北常备军的基础。当时，有些外国军事观察家认为，湖北新军的洋操队的编队操演和武器运用“可与最好的德国军队相比”，它的士兵的体格训练“远较法国军队为优”，它的工程兵“与美国陆军工程兵的训练相似”，虽然在野战演习与战斗训练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这已是“全中国最好的”军队（注：参见［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译本），第132～133页。）。这个评价的前半部分也许有些夸大其词，但最后的结论还是较为恰切的，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可与湖北新军媲美的只有袁世凯的北洋新建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