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湖北新军的特点：与北洋新军比较
        把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作全面的比较是一个大课题，这显然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笔者在此只是希图通过袁世凯的北洋新军这个参照物来说明张之洞的湖北新军的一些特点。
        （一）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差别
        其实，北洋新军在许多方面具有湖北新军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比如饷源。北洋新军可以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而湖北新军只能依靠本不富裕的湖北一省的苦苦支撑。这一方面与北洋和湖北的位置直接相关。北洋是护卫京师的根本重地，湖北虽然地处东西南北要冲，但毕竟只是一个内地省份。另一方面又与袁世凯和张之洞的地位相关。本来，在晚清政坛，与张之洞相比，袁世凯充其量只是一个后起之秀；但他的升迁之速与所处地位的重要则很快超过了张之洞。甲午战争后，当张之洞以两江总督的身份编练江南自强军时，奉旨编练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还只是一个道员；而值得注意的是，江南自强军只是一支地方部队，其饷源来自当地，新建陆军则是由中央财政支持的中央军。事实上，在编练新军方面袁世凯从一开始就比张之洞占了优势。庚子事变后，袁世凯接替李鸿章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捍卫京师更成为他的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2年2月1日），袁世凯上奏以加强畿辅防务为由将各省与海关协拨直隶的饷项300万两改为“北洋防饷”，以保证北洋练兵的饷源。他认为：“畿辅拱卫神京，实为根本重地，与他省形势，轻重悬殊”。因为当时各省财政都很困难，为了保证各省与海关协拨直隶的饷项能够按时拨解到位，他建议这些饷项改由户部统一收放，即先由户部征收，然后发放给直隶，“一转移间，在部款无甚出入，而各省不至推诿，直隶可免无米之炊”（注：《畿辅防务重要请将各省协饷解归户部收放折》，廖一中等整理《袁世凯奏议》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18～419页。）。显然，他可以依靠中央政府的力量而取得各省的财政支援。这是张之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我们知道，张之洞在编练湖北常备军时，一再强调财政困难问题而不得不减小编制。因此，袁世凯可以编练规模庞大的北洋六镇，而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只有一镇加一混成协。据《清史稿·兵三》统计，光绪三十三年（1907），北洋新军达75225人，势力及于京师、直隶、山东与东北；湖北新军仅限于湖北一省，官兵共16104人，约为北洋军的1/5强。
        当然，湖北新军虽然无法在规模上与北洋新军相比，但它同样是一支用西法编练的在当时的中国最为优秀的新式军队。更难得的是，张之洞在那样的条件下能够编练出一支可以与北洋军相提并论的新军，这是其他地方督抚未能做到的。
        （二）儒臣与枭雄的歧异
        张之洞出身文人学士，是晚清一代儒臣，他的命运与清王朝及其所赖以存在的儒家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他是在出任封疆大吏之后迫于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才开始钻研军事和练兵的，他说：“弟儒家者流，岂知兵事？特以外任十余年来，防海防江，迫于职守，不能不从多年老兵、他邦客将询访考求”（注：《致袁慰亭》，《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279页。）。练兵是张之洞自强思想与实践的重要内容，甲午战争后张之洞主张编练江南自强军时称：“中国练成能战精兵十万人，不特永无内患，必可不忧外侮矣”（注：《吁请修备储才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992页。）。张之洞练兵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政治统治，而且还有对其所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家文化关怀的意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保国、保种与保教，他在为湖北新军所撰的《军歌》中写道：“欲保国家须要精兵保，欲保种族须联我同胞。保国保种必须先保教，圣门学生佩剑兼用矛”（注：《军歌》，《张之洞全集》第6册，第4267页。）。张之洞儒臣品格的政治意义尤其是文化关怀，是军人出身的袁世凯难以体会的境界。袁世凯是个善于玩弄权术并极具政治野心的枭雄。与张之洞在出任封疆大吏之后，开始办军事的道路相反，袁世凯则是从办军事起家而出任封疆大吏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练兵是他的政治资本。袁世凯的军事知识“渊源于他那军事官宦的家族”，他在11～12岁时就开始有了军事经验，那时他随嗣父袁保庆在两江总督马新贻属下办理营务处，后来他投效吴长庆军营正式从军，并随吴到朝鲜，担任朝鲜“高级军事顾问”，为朝鲜训练陆军。“从此他在军事方面一帆风顺，终成为逊清末世炙手可热的人物，可以说他早年的军事经验，助他扶摇直上，是很重要的关键”（注：参见刘凤翰《新建陆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0），台北1967年版，第1～8页。）。有趣的是，张之洞在甲午战争之后还保荐过袁世凯为练兵人才，称他“于兵事最为相宜”，可以使他“专意练习兵事”（注：《荐举人才折并清单》，《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014页。）。后来他甚至还称：“当世武学，敬当推袁”（注：《致袁慰亭》，《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279页。）。军事才能无疑是袁世凯的一项重要资本，但他能跻身晚清政坛更与他的政治手腕分不开。他先后投靠李鸿章、荣禄和奕劻等当朝权贵，成为晚清权倾朝野的重臣。清末新政开始后，政坛新贵袁世凯日益把练兵当作他揽权以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当时，廷臣已有“议其兵权太重者”（注：《壬寅3月24日北京张委员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52函，所藏档甲182-154。）。张之洞更是直言称他“借俄事（日俄战争）而练兵，借练兵而揽权”（注：《致武昌端兼院、武昌府梁太守》，《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9125页。）。袁世凯通过手握重兵和用金钱贿赂控制贪婪的奕劻的政治手腕来操纵朝政，这是张之洞所做不到的。“张氏对军事现代化感到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对于技术现代化兴趣中的一个方面，而他的基本目的在于保存中国儒家文化的真髓。……张氏属于老的一代，以他的文人出身和多年的文官经验来看，他恐怕不会象袁世凯那样地看重军权，以它作为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注：参见［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译本），第131～132页。）。张之洞与袁世凯因教育背景与仕宦经历的不同而养成的个性品格的差异，使他们练兵的情形也各有不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