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士兵文化素质问题
        就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的军官文化素质来比较，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湖北新军的军官主要是由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和回国的军事留学生担任，张之洞所依重的张彪虽是武生出身，但他多次赴日本考察军事，黎元洪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也多次游历日本；北洋新军的军官虽然有科举出身与行伍出身者，但大多数也是武备学堂出身，著名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都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注：参见刘凤翰《新建陆军》，第109页、第352页、第215页、第103～125页、第352页。）。两军的军官都或多或少地具备一些近代新式军事知识。至于士兵，张之洞与袁世凯的要求则不尽相同。袁世凯在其《练兵要则》中关于挑选士兵的标准是：“身长限四尺八寸以上，力大限一百斤以外，每一时行走二十里以外，年自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主要是身体上的要求，因此“士兵多不识字”（注：参见刘凤翰《新建陆军》，第109页、第352页、第215页、第103～125页、第352页。）。张之洞则比较重视士兵的文化素质。他认为，西方军队“自将及弁，无人不读书；自弁及兵，无人不识字，无人不明算，无人不习体操，无人不解绘图”（注：《兵学第十》，《劝学篇》外篇，第36页，两湖书院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刊本。）。因而他的《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就是“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他说：“外国无不深通学问之将，无不通文理、不能明算、不能画行军草图之弁，无不识字之兵。盖兵不识字，遇有传达命令、探报敌情及一切行军规模符号、营官所发地图，皆不免有茫然扞格之虞。鄂省洋操各营多少牵算识字者约可得半，至营官、哨官、哨长绝无不识字者”（注：《筹办练兵事宜酌议营制饷章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506页。）。在一次秋操大典之后，时人对两军的评价是：北洋新军“以勇气胜”，湖北新军“以学问胜”（注：刘体仁：《异辞录》第4卷，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48页。）。较为恰切地说明了两军的特点。
        （四）两军性质的私人化程度
        学界以往不少研究成果证明，晚清军队“兵为将有”的私人化性质是从湘、淮军开始的，这种现象直接影响了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在湘、淮军时代，曾国藩、李鸿章等依靠这种“半私人性质的军队”崛起的地方实力派，曾经使晚清政局形成内轻外重的局面。在他们之后，袁世凯在编练北洋新军的过程中形成的“北洋军人集团”，也曾一度成为“中国权力结构中的主要因素”，几乎左右了清末以至民初的中国政局（注：参见［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译本），第26～29页、第124～125页。）。这种影响力是同时代的张之洞远远无法企及的。显然，北洋新军的私人化程度远过于湖北新军。我们知道，袁世凯是由练兵起家的，军权是他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早在筹建新建陆军时，他就培植了自己的一批亲信势力，这是他日后编练北洋新军的基本班底，也是他的“北洋军人集团”的基本骨干力量。我们注意到，新建陆军的建制是以袁世凯为分军总统，即全军最高统帅。袁世凯在《练兵要则》中虽然要求“士卒须以忠国爱民为首务”，但他规定将弁教训士兵的宗旨除“忠国、爱民”两条外，还有两条是“亲上、死长”（注：参见刘凤翰《新建陆军》，第109页、第352页、第215页、第103～125页、第352页。）。我们不知道这两条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有一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袁世凯在被迫将北洋新军的军权交给陆军部甚至被黜，“回籍养疴”后，他仍然能够实际地控制着这支军队；再进一步观察，清末民初政局转换之间，袁世凯正是依靠这支军队而得势称雄，以至于在袁世凯去世以后，他的部属仍然可以各自为军而形成北洋军阀各派系。这些情况说明，北洋军“兵为将有”的私人化程度较之湘、淮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张之洞虽然在湖北多年苦心经营而练就了一支可观的湖北新军，这对张之洞在晚清政坛的地位当然也有一些影响，但这种影响如同他所办的企业与学堂等方面的影响一样，只不过是他的全部新政事业的一个方面，而且绝不是关键的。张之洞对于湖北新军的控制也远没有袁世凯那么紧。当他在晚年离开湖北进京入枢后，虽然他仍是十分关心湖北新军的建设，但他已难以施诸实际的影响了，甚至他以前的有些做法也马上面临被改变的命运。比如，张之洞非常注重士兵的文化素质，这是湖北新军的一大特色，但是在他离开湖北几个月后，就有协统王得胜、刘温玉和标统李襄隣公禀湖广总督赵尔巽以后湖北“添练新兵不用读书人”，张之洞也只能表示“殊属可骇”而已（注：《丁未12月19日致湖北张统制》，《张之洞电稿丙编》第23函，所藏档甲182～102。）。可见，与北洋新军始终是袁世凯私人的政治工具不同，湖北新军在张之洞离开湖北以后就很难说是张之洞的军队了。事实上，在张之洞去世之后仅仅两年，湖北新军不但没有遵照张之洞的初衷承担起维护清王朝的使命，而且在革命党人宣传鼓动工作的影响下，其中部分新军最终还成了革命的生力军，正是他们发动武昌起义吹起了推翻清王朝的号角。这就是时人所谓的“种豆得瓜”吧。